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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古都更是“城”，那么，商埠就更是“市”。没有哪个城市比广州、上海和香港更像一个大市场 这些城市，差不多都主要是由金融机构、商务中心、星级饭店、摩天大楼，由写字楼、事务所、交易厅、拍卖行，由时装店、精品屋、咖啡馆、海鲜城，由霓虹灯、立交桥、名品街、连锁店，由一家家银行、公司、商场、超市，由数不清的契约、合同、债务、谈判，由做不完的生意和讲不完的价钱来构成的。不难想象，如果有一天，突然没有了夜市、股票、广告、招牌，没有了开张关门和讨价还价，这些城市还会剩下什么？
因此，走进这些城市，扑面而来的是浓浓的商业气息。事实上，人们走进这些城市，也多半不是来旅游，而是来购物。这些城市好玩的地方不多，却有着永远逛不完的街和买不完的东西。只要你有钱，在这里几乎什么都能买到，包括最新潮的商品和最周到的服务。如果钱不多，也不要紧。因为它们也提供廉价的商品和服务。作为标准的商埠，这里的商品和服务从来就是多层次和全方位的。每个人都能在这里心甘情愿地掏空自己的腰包，然后满载而归。
这差不多也是特区的特点。作为经济特区，深圳等城市相当自觉地把市场经济当作了自己的经济模式。这也是我们把特区和商埠看作两类城市的原因：传统的商埠是历史的遗产，而新兴的特区则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尤其是，当上海一度变成计划经济的排头兵，在改革开放后又“慢了半拍”时，这种分野就更为明显。总之，特区（我这里主要是指深圳）是一种迥异于古都名邑、也不同于重镇商埠的全新的城市。这些全新的城市还包括某些无特区之名而有特区之实的“明星城市”，如顺德、中山、江门、东莞、惠州，以及同时是历史文化名城的佛山。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经济发展水平高，城市公共设施好，展示着中国城市现代化的美好前景。
看来，人文荟萃的古都名邑和生机勃勃的商埠特区，可能是中国城市中风格泅异但又同时最具魅力的一族。在这两极之间，其他类型的城市都表现出不同的风姿而异彩纷呈。
二 城市的魅力
在进行了这样一番走马观花的匆匆掠影后，我们不难发现，城市的魅力其实无关乎它们的大小和行政级别。（图一）99座历史文化名城中，就有不少是小城。事实上也是如此。比方说大连较之沈阳，青岛较之济南，厦门较之福州，开封、洛阳较之郑州，喀什、伊宁较之乌鲁木齐，就更具魅力。显然，这样一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有着自己特殊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的城市肯定是最让人喜欢的城市，也是最让人难忘的城市。”但，准确地把握这些城市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说出它们的魅力所在，却并不容易。
在《新周刊》编辑《中国城市魅力排行榜》专辑时，本书的初版已经面世，我也和他们交换过意见。他们对某些城市魅力的定位，我是赞同的，比如北京是“最大气的城市”，苏州是“最精致的城市”，拉萨是“最神秘的城市”，西安是“最古朴的城市”，厦门是“最温馨的城市”，成都是“最悠闲的城市”等。但有些定位则可以商榷。比如，说上海是“最奢华的城市”，南京是“最伤感的城市”，大连是“最男性化的城市”，武汉是“最市民化的城市”，广州是“最说不清的城市”，深圳是“最有欲望的城市”，香港是“最辛苦的城市”，台北是“最陌生的城市”等等，就未必准确。比方说，对于我们这些无缘“跨过海峡去看一看”的大多数“大陆同胞”来讲，台北无疑是“陌生的”。但，一旦两岸结束敌对状态，海峡变成了通途，去台北和去上海一样便当时，台北便有可能不再陌生。那么，到时候，不再陌生的台北，是不是就会因失去了“陌生感”而同时失去其魅力
事实上，陌生并不是台北的特征，不是台北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台北也并不曾着意营造陌生的氛围，或打算使自己成为一个他人眼里陌生的城市。我们对台北的陌生感，其实是两岸的隔阂造成的。所以，即便是去过台北的人，也可能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台北。其实，用于广州的那个“头衔”——“最说不清的城市”，用在台北身上没准更合适。可不是 “这个城市，充满了混杂的风景。”“走在街上，你不仅会产生东西南北各种文化空间交织的幻象，而且有古今中外混淆的文化时间错杂感。”“台北是温柔的也是暴力的。”“在台北，你分不清楚人们是贫是富”，“也说不清楚是科学或是迷信，草根抑或前卫”。这是一个“处处有活力，处处有怪招，处处有机会与失足，有发财梦与邪恶”的“陷阱”。“什么都绕着你转，却什么都抓不住”（徐学《最陌生的城市：台北》）。是不是有点“说不清”
其实，即便把台北称之为“最说不清的城市”，也是不妥的。因为它的“说不清”，实际上还是“说得清”，只不过很难用一个两个词来概括罢 如果一定要概括，也许只能用“多样”两个字，称之为“最多样的城市”。我们知道，这个先前叫做“艋（舟用）”的小镇，成为名叫“台北”的大都会，是相当晚近的事情，而这个城市的文化，其实是由移民创造的。中国移民程度最高的城市，有北京、上海、深圳和台北，但移民成分却各不相同。台北的移民，主要有40年代东渡的政治移民，他们来自山东、湖南、四川、东北；有50年代和60年代进城的乡下移民，他们来自台南、花莲、宜兰、屏东；有70年代的国际移民，他们来自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拉丁美洲；还有90年代来自中国大陆的经济移民，还有从日本和欧美学成回国的留学生以及他们带回的海外配偶。说得早一点、则还有明清时代的闽粤移民，也许还有日本统治时期留下的某些移民，不折不扣的一支“多国部队”。这些人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观念，他们身上的“文化无意识”也都是根深蒂固的。但他们又都要在台北讨生活谋生存，他们也要通婚并生下第二代第三代。因此这些不同的文化便只能飞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既对立又交融，既冲突又整合，结果便呈现出新老并存、土洋结合、中西合壁的局面。比方说平剧、舞台剧、现代舞共聚一堂，歌仔戏、脱口秀、摇滚乐同台献艺，或者“早上坐飞机，中午冷气机，下午电算机，晚上找童乩（扶乩算命）”什么的。这种风格，我们不妨称之为“多样”或“驳杂”。当然，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称之为“光怪陆离”或“面目模糊”。
如果说，把台北称之为“最陌生的城市”尚有可取之处，那么，把香港称之为“最辛苦的城市”便未免匪夷所思。陌生也许是一种魅力，辛苦怎么也是魅力 谁又会把辛苦看作魅力 的确，香港是忙碌的。“东方之珠，整夜未眠，守着沧海桑田变幻的诺言。”然而，在香港忙碌的背后，我们不但看到了辛苦，更看到了活力。
其实，与其把香港称之为“最辛苦的城市”，不如称作“最有活力的城市”。80年代，香港政府曾开展过“活力运动”，而“活力”，则恰恰是香港的魅力所在。谁都知道，香港最让世界瞩目的，就是创造了长期繁荣的经济奇迹。香港的经济自由度名列世界第一，人均外汇储备名列世界第二，贸易量仅次于欧盟、美国、日本，名列世界第四，人均年收入更早已跨过2万美元的全球富裕线，而香港不过是面积一千多平方公里、人口不到六百万的“弹丸之地”。如果没有自身的活力，怎么创造得出这样的奇迹？
香港的活力也确实是相当惊人。香港现在当然是财大气粗，然而它的发展却并非一帆风顺。先前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占领，时下则有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风波所及，其他时候麻烦也不少。1973年，香港股市大泻，金融业房地产一片淡风，有人便预言香港将面临沉船之虞灭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