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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为什么，杜海霞从认识这位“大公子”的那一天起，就挺可怜他的。她也曾像社会上大多数人一样，怀着一种特别忌讳、特别戒备的心态去对待这位拥有“衙内”身份的同龄人。他的确有一些“衙内”习气。典型的就是好色。但据冯祥龙说，实际情况并不能全怪他。“现在真有那么一类的女孩儿，特别‘贱’，就为一点蝇头小利，上赶着要跟他上床，满不凛，还以此为荣。”以后有了一点交往——交往之初，他也曾把她当成那一类女孩儿似的试探过，想跟她随便玩儿那么一两把。杜海霞按冯祥龙教给的方法和自己多年的经验，给他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后，他倒也不再对她死缠烂搅，有时“海妹子”、“海妹子”地浑叫几声，却再也不动手动脚了。往深处一接触，她才得知，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的生活也是挺“禁锢”的。顾副书记当县委书记那会儿，他大概是在读小学。据说，顾副书记对他的管教也是相当严厉的，反复向他强调不能给“党和人民”丢脸。县城里的孩子早不穿带补钉的衣服了，我们的这位“三军同学”实实在在地还带着“补钉”过了两三年。父亲甚至都不许他跟同学争论——因为他必须要处处表现得十分谦虚。正因为这样，他得下了口吃的毛病：许多次想说，话都到了嘴边，又必须“这……这……这……地往下咽。许多次想说三句，但吞吞吐吐地最后只说出一句来。许多次想说出自己对问题的结论，但一想到父亲的教导，明确的思想就变成了哼哼哈哈的呻吟。15岁以前，他没有埋怨过。他觉得自己应该如此。他活得拘谨、低调。有两次同学们选他当中队长，他父亲一个电话打到学校，说，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让他当”干部“。那一晚上，他实实在在地哭了许久许久……但父亲执意在他身边修筑的”堤坝“又怎么能挡得住一个以一社会”的形式和声势席卷而来的一浪潮“呢？况且，父亲的这”堤坝“究竟有多少合理性、坚固性，尚有很大的探讨余地。16岁那年，这建筑在沙基上的”堤坝“终于在一个很偶然的夜晚，开始决口……
事情其实很简单：当时，他正准备随已定下要调任某地区地委书记的父亲离开这个县。因为快要走了，几个平目跟他比较要好的同学（请注意，他一生没有特别要好特别铁的朋友）
邀请他去他们家玩玩。这几个同学家都在县城外的乡村 è告父亲后，父亲细问了这几个同学的情况，得知这几个同学无论在学业上，还是在共青团支部内担任的职务，都要比他好比他高。想到能“让他深入乡里去看看，也许对他思想的成熟品格的锻炼有好处”，便批准了此次行动。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走得那么“远”。过去父亲都不准他“乱说乱动”，只怕他给他捅“娄子”。要到乡里农家去住，三军心里自然是忐忑的。
但那一晚上和第二天所发生的事情却完全“深刻”地“教育”
了他。他才真正懂得，自己真正的价值，自己真正的身份，并非体现在自己的“家”里，而是体现在“社会”上。他才体会到，做某某某的儿子，有时是非场ò屈的，但有时也可以是非常非常“高傲”的。而那一晚上，他真正体会到了他这某某某的儿子的“高傲”和“高贵”之处。当“某某某的儿子到了我们村啦”这消息传开去以后，村支书立即来了，乡长也从五里外赶来了。当时他正在一位同学家的炕上喝高粱渣子粥。村支书和乡长的突然出现，把那位同学的父母吓了一大跳。乡长忙着要给三军安排住处，三军坚持要住在同学家。乡长显得非常“生气”，后来派人从乡招待所抱来了两床崭新的被褥，送来了一整套清洁卫生的洗漱用品，一再叮嘱，明天不能走，一定到乡里去玩玩，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去。第二天，中午饭是村里安排的，晚上乡长安排吃“便饭”，又看乡里的二人转剧团演出。吃饭，他坐贵宾席；看戏，他坐第三排正中间。而他那几个同学，即便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也只能叨陪末座。到了看戏时，却只能远远地站在后头张望了。对于此情此景，他心里极度不安。要知道，这几位同学，在学校里都是他崇拜的对象。他们虽然是农民的儿子，但在班里是班长，是团支书，是全校的学习尖子。但到了这时，在这些乡长和村支书眼里，连给他当陪衬的资格都不够了……那一晚上，他领略了乡里所演的二人转的“刺激”和“够味儿”。演出完以后，乡长又在乡政府对门的“再回头酒家”开了一桌，说是简简单单吃点夜宵，但最后还是盘摞盘、碗摞碗地喝掉了四瓶高粱烧……那一晚上，16岁的地头一回失眠了……头一回真正感觉了自己的存在……感觉了周围的世界……感觉了内心长或潜伏的那种种无名的骚动、激奋，以他独有的偏执心态“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世界其实很简单、很幼稚，只要他开口说“我要”，人们就会给他的，就会主动地送上门来的……
以后的变化就是明显的了，大家甚至发现他在同学面前，尤其在女同学面前说什么都不口吃了。当然，有一条是不变的，那就是回到父亲跟前，他仍然是那样的毕恭毕敬，少言寡语，而且依然口吃……
杜海霞原先跟冯祥龙约好，他一到省纪委，基本闹清情况，就给她打电话，免得她着急。但去了那么长时间，不仅没电话来，连给他手机打电话，也没回音。四处打听，谁也说不清楚他目前的状况。“肯定出事了〃她心里一阵阵发慌，知道自己也该躲一躲了。“姨，我是海霞。单位派我出去学习，这回是脱产学习。学习时间可能比较长。是一年，还是半年，还没最后定。我走了，您和姨夫一定照顾好自己……”说着，便呜咽起来。过了一小会儿，赶紧又擦去泪水，继续说道：“我交给您的那些东西，您一定得给我保管好。千万千万〃
这时，有人敲门。
杜海霞赶紧说了句：“姨，我走了。您多保重！到了外头，我会找机会给您打电话的……”挂了电话，去开门。敲门的是楼层服务员小姐。是她叫来的。
“这是中青旅行社的张先生留下的两件行李。你把它们送到总台，告诉总台，一会儿他会派人来取的。”杜海霞是个聪明人，她仔细考虑了一下，假如冯祥龙已经出事，很可能她也被监视了。怎么从宾馆脱身才能不留一点蛛丝马迹，她煞费了一番苦心。她借用中青旅行社某位“张先生”的名义，先把自己的行李放到总台。然后又假装要到中青旅行社去开会，对总台的人说：“中青旅行社的张先生在你们这儿存了两件行李？
我正要去中青社，他刚打电话来，让我顺便把行李给他捎去。“一切都安排得很好。她驾着车，带着金很细软驶出北华宾馆大门时，冬日的阳光以少见的明媚度，高照在她的车头上。此时此刻，她心里虽然难免生发一丝悲凉，但还是庆幸自己终于走脱。
这时，方雨林正向北华宾馆急驶而来。为了预防万一，他在车里给宾馆总台打了个电话，问“杜副经理在不在？”得知她走了，他真吃了一大惊。
“走多大会儿了？刚出门？请你马上请她回来接个电话。”
总台的服务员小姐马上给她的手机拨了个电话。（杜海霞此时没有关掉自己的手机，也许这是她这一生都后悔的事。）
告诉她，有人找。
听说有人找，杜海霞一阵心慌，只问：“谁找？”服务员小姐答：“是一个先生。”杜海霞再问：“哪儿的先生？”服务员小姐惭愧地答：“没问。”杜海霞生气地：“去问问清楚。”说话间，便加大了油门。
服务员小姐拿起那个还没挂断的电话，问方雨林：“我们杜副经理请问您是哪一位？”极机敏的方雨林本能地答道：“我是九天集团冯总的好朋友。冯总有特别重要的话，托我转告。”
听说是冯祥龙的朋友，又听说是冯祥龙有重要的话转告，她一下把车停住了。她相信冯祥龙不管处于什么困境下，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托人来找她，假如真的出了事，最起码他也会托人向她发出警报的。
“你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