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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是因为父亲看到了这么好的环境，就选择了这一栋大楼作为地质大楼，一度“教育部”就在这一栋大楼的楼下。当时“部长”是张其昀，地理学者，跟父亲专业上很合得来，父亲说过他很不容易，当了“部长”，还能常常有论文发表。目前这一栋大楼已经不太容易发现了，旁边有生命科学馆，而原来也在旁边的侨光堂，现在变成了鹿鸣堂餐厅，另外还多了一间派出所。大树成林，高耸入云，那个地质系，除非特意要找，否则不容易发现。
在罗宗洛的相关日记中，常常读得出他们这几位接收大员的性格都很刚强，却也风趣。似乎都有些酒量，有很好的体力，能晚睡早起，都是工作狂，个个思考细密，实事求是，都没有丝毫做官的野心。在学术的大海中，他们早就体会出更大更丰富的人生价值。几位接收委员，没有例外地，不论是在台湾留了下来的，还是回到了大陆的，后来个个都回到了阳春教授的岗位上。
父亲自从民国三十四年十月来台之后，就没有再回到大陆，从此成为台大人。台大成立至今已七十年，还有没有他那么彻底的台大人，我不得而知。父亲几乎没有应酬，朋友极少，来往的话，也多半在步行范围之内，再加上一个台大，就是他全部的生活圈了。
所以他在台湾三十四年间的活动，简单到不行，不妨看看：
住在青田街，他长年着一袭长衫，从青田街转出去，顺着被瑠公圳切开左右两边的新生南路，沿着河边垂柳跟尤加利树，一路进入台大校园。走过农学院、文学院，绕过傅钟前的办公大楼，在三株参天巨松的树影下，穿过学校以短墙隔开的舟山路，进入地质系。
不论春夏秋冬，独身的父亲在二楼的研究所工作告一段落，就从舟山路步行穿过罗斯福路，经过“国防医学院”，到了水源地，在岸边顾先生经营的茶棚换衣服，然后一趟一趟地两岸游来游去，直到月出东山，步行回家。
他经常带着一只狼狗，名为Lady，是从德国来的“战俘”，受过训练，稳重而神勇，不论多深的河水，主人扔下去的小石块，它潜入水底，叼出来的就是那一颗，其他种种当然不在话下。它也常常在教室跟着上地质学的课。一位穿着长衫的教授，手执黑色文明棍儿，飘飘然的身边一只形影相随的狼狗，是那个年代大安区瑠公圳到水源地的活景观。
除了台大来回的路途，整个台北市对于父亲都很陌生，几个‘文简单的‘人公车站书‘他记得屋‘，其他的地方就跟他不相干了。那个年代出国不易，他却应邀去过很多国家，但是谁要是问起名胜古迹，他一概不知。停留的时间再久，也只记得他暂住处所到图书馆跟博物馆的那一两条街。他要是必须像小学生一样地写一篇游记，保证得大丙。与父亲常来往的朋友，无非是前面五巷的数学系沈璇教授、工学院的陆志鸿教授、文学院的沈刚伯教授，还有三巷的甲骨文学者董作宾教授，后面巷子的师大历史系陈致平教授、英语系沈亦珍教授，和平东路大街边有水利专家金城教授，住在和平东路一百三十八巷其实就在董作宾教授住家旁的地质系的林朝棨教授，对面温州街泰顺街有农学院的王益滔教授、于景让教授、张研田教授，史学家杨家骆教授，还有师大数学系的范传波教授、岳长奎教授。路远一点，如新生北路的田曦将军、“立委”齐世英先生等府上，他也一律安步当车走了去。记得佛学跟碑学造诣都很高的李杏邨教授，也常是家里的座上客。真个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惜我这个没出息的晚辈没资格一旁陪坐，否则今天的我也许会略有不同吧？平生父亲为我引见长辈，只有一次经验。场面上有于斌主教，我见到许多人半跪一下子去吻他的权戒，很是新鲜。父亲就把我带到面前行了个礼，如此而已。时间，地点，我全不记得。
小时候从铁柜里乱翻乱翻翻出一些账本，单位都是银元、白米或是黄金，后来想想，明白那时的政局混沌兵荒马乱，经济已经崩溃，接收过程许多钱来钱往的问题只好以银元、白米、黄金计算。父亲是个大而化之的人，如何处理金钱问题？我很好奇。可惜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证实他把钱用得如何。
他的学生说过，有一次，学校该发笔不知道是薪资还是什么的钱给大家，经手人就是父亲。然而那一张“国库支票”居然不见踪影，眼看日子就要到了，管事的遍寻不着，研究室就差没有拆卸掉而已。后来有人说会不会马先生把支票带回家了？两三个人便立即到家里来翻找，一本本书都一页页检查，因为他有过前科，他不止一次把付给他的支票夹在书里，过了好几年都不知道，最后当然成了废纸。这一回，翻了许多他在这一段时间里可能用过的书，也无头绪。忽然有个助教灵机一动，把父亲书桌边的垃圾桶一倒，那张“国库支票”马上出现了！
那么，在具备了用人用钱的权力的情况下，会不会受人摆弄而上当呢？我从来没有机会亲自请问父亲，倒是有一件小时亲眼见到的场景，也许可以据此有点了解。
应当是在读小学的时候，家里尚未陷入长年的贫困，客人川流不息。但是这一天却很清静，父亲只穿了短裤跟汗衫，跟一位常常来我们家的同乡说话，我们小孩子各自去干各自的。
当时常常招待客人喝咖啡，由在家里帮忙的一位女佣，名唤“三妹”，用一只铝壶烹煮。
就在这么样安安静静的气氛中，忽然之间听到三妹大喊：
“不要打啦！不要打啦！”
那只大狼狗Lady 也跟着“轰轰轰”地乱吠，我们小孩子赶快跑去看热闹，原来客厅里父亲跟那位常来的客人打起来了，客人当然是非常熟的朋友，否则不可能只穿着短裤汗衫就接待他。我只见到这一位东北大爷想往外跑，却又怕给狗咬到，皮鞋也只是套住而已，站在院子里，手里拿着一份也许是他们讨论的什么文件，指点着在玄关的父亲说：
“好啊你动手打人！马教授你动手打人！咱们报上见！明天就让你上《纽司》！”
《纽司》是当时的一份周刊，常常报道些内幕消息，当然不能跟今天的相比，却也十分畅销。
父亲在玄关里一个劲地陪礼，连连作拱，一迭声地对不起对不起，我看到父亲大腿上还有一点血痕，应当是擦伤。
父亲又连连地说：
“不喝咖啡不喝咖啡，没关系没关系，喝茶喝茶请喝茶，对不起对不起！”依然作拱不已。
这位乡长看看父亲好像还真的有诚意吧？总之他说：
“好，我就喝咖啡，要我喝，我就喝！”
这一场打闹就此落幕。从三妹那儿听说，父亲在咖啡端上来的时候，请客人用咖啡，客人只说我不喝咖啡，父亲登时勃然大怒，抓住老乡的衣领，凶巴巴地质问你为什么不喝咖啡你为什么不喝咖啡你为什么不喝咖啡！不觉就照头一拳揍了上去，接着两人一阵乱打，父亲人高马大，真要来，我看那位乡长不是对手，他老人家当年在日本学过剑道的哩！只是人家不喝咖啡就要挨揍，这一家定的规矩也太严格古怪了些。
很可能是在什么事情上，父亲吃了哑巴亏。他无钱无势，却又负些责任，让人坑了，又抓不到把柄，对面而坐，越看越有气，刚好人家不肯喝咖啡，气头上胡乱揪住这个理由，就打了上去。当时，要是那位乡长一开始便喝了咖啡，揍他的理由也许是：
“你干嘛老吐二氧化碳？”然后还是一顿揍。
反正真想给他一顿好揍就是了。父亲急了就动手，我相信。他对母亲动过手，母亲的反应是去验伤提告，在那个年代十分新潮，但一定让父亲更为不满。从他揍我的状况看来，他一定也是着急得走投无路了。
父亲一向豁然大度，名位钱财全不放在心上，这一回，我猜应当是公家账本儿的来往有了问题，而且他最后发现让人坑了。人最生气的就是让最相信的人害到，他穿着那么轻便，当然是无所不谈的老友，于是分外地忍无可忍，我猜。
到了中大在台复校，是不是该请这一位老中大来当未来的校长？有人这么想，当然他自己避之唯恐不及。后来主其事者为戴运轨教授，中大真有福气。
父亲过世之前，病榻上跟我说过两件事，有关当年接收台大的：
日本侨民在遣返之前，有许多事情临时才知道：比如说许多人到了那个时候才发现他们自己该是日本人还是台湾人。凡是要回到日本的，允许携带的行李非常有限，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