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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力做好杨钦典的策反工作，以备同志们越狱计划所用。”这是狱中党组织定下的一项特殊任务。在监狱所有革命者的生命攸关时刻，党的这项决定便成了特别重要的任务。狱中的同志一致认为：策反杨钦典这样一个人，比党组织企图通过内外接引实施营救计划更实际，也更容易实现。
革命者在狱中一直注意捉摸狱方看守人员的情况，平日很注意观察看守人员的一举一动，伺机进行策反工作，以争取其在关键时刻能提供帮助。狱中策反是狱中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与公开的对敌斗争比较，它更需要讲究斗争策略和斗争方法。看守们长期受到当局的欺骗教育，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怀有本能的敌对情绪，没有经过水滴石穿、铁杵成针的艰难过程，是达不到目的。在对敌策反过程中，稍有不慎，即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和牺牲，这方面是有着惨痛而深刻的教训的，如许建业烈士被捕后，看守陈远德的欺骗手段给地下党组织造成的破坏。杨钦典表现中的细微点滴，都没有逃过狱中革命者的眼睛，他被列为争取教育和策反的对象。一有机会，革命者就给杨钦典谈形势、讲政策，鼓励他立功赎罪、弃暗投明。特别是陈然，对杨做了大量工作，影响至深。陈然是河北人，杨钦典是河南人，都是北方人，陈然就与杨拉北方“大老乡”关系，从谈乡情，拉家常，到讲社会为什么贫富不均，进而讲我党的宗旨、方针和政策。经过长期的循循善诱，再加上陈然的性格直爽刚烈，很为杨钦典敬佩，所以杨对陈然的话深信不移，同时感到自己接触到共产党与长官宣传的共产党完全不一样，大部分是好人、是汉子。除了陈然之外，罗广斌也是杨钦典很佩服的人。罗广斌家里很有钱，但他参加了共产党，甘愿过苦日子，徐处长几次让他只要签字就可释放，但他都不签，也是条汉子。在狱中革命者的的感召下，杨钦典从心底里愿帮助狱中革命者，他值班看守时，有意延长放风时间，见政治犯在传递消息，也视而不见，后来他还甘冒风险给难友们转达消息，从狱外带回药品、食品等。特别是陈然的牺牲，对杨钦典触动极大，他觉得陈然这么好的人，政府都要杀，这个政府、这个社会真是太坏了！在这次大屠杀中，他想躲避不参加，但又怕特务组织的疑心和残忍，稍有不慎，自己也会人头落地，只好跟着杨进兴行动。在屠杀现场，他总是装出一副被吓坏的胆小样子，经常连枪都掏不出来，气得杨进兴大骂他是个废物。
杨钦典在解放后的交代材料中这样写道：“我和罗广斌、李荫枫、陈然最好，开始我对国民党是不满，爱发牢骚，看见国民党腐败、做事不公开，常吹牛拍马的就吃得开，不这样干就吃不开……经常和罗广斌、陈然、李荫枫等在一起，看到他们思想正确，一切谈话都是有条有理的，比方说，法官叫罗广斌写悔过书等，写好就放他出去，他都不写，你要放就放，我是不写。陈然也经常说他们革命不是为私人，一切为后代，我们讲话一般在放风、散步及我当值日时讲的多，因为上面叫了解犯人的思想情况，谁挑皮呀，谁捣蛋呀；都要报告，所以当值日的时候的多一些，都是年青人，又是北方人，能说得来。上面要放罗广斌出去，他都不出去。我看共产党是有办法的，他们不是为了私人，为了私人他还不出去？这些事情都感动我……”
在谈起当年白公馆大屠杀后的情形时，他这么说：“雷天元带着便衣们到渣滓洞去后，白公馆这边就乱了，也没有我们的人了，大家都在愁，说就这咋办呢？我们几个看守的很恐慌。狱中的那些人又在紧张地问我们咋解决，是杀，是放。我只能说只有听候命令，罗广斌他们就说：杨班长救了我们吧，开开门我们一起走吧！又说：你只要把我们救出去，保证你没啥问题。我说，天还早呢，我不敢走，慢慢等吧。大约十来点钟的样子，我告诉警卫把东西收拾好，就到楼下和罗广斌他们定了个计：我说到时我出去把岗撤了，我们看守的人先走，我再把锁打开，把白公馆的院门闭好，然而将把锁好好挂在门上——其实是假锁着。我再到楼上蹬三下脚，你们听到人的暗号后，等上十几分钟等我们的岗哨撤了你们就出去，顺便把门上的锁扔了，各跑各的。我当时心里想，如果有雷天元方面的人看到了，一看锁是扔掉的，就会认为是监狱里的犯人把锁砸开的，这样我的责任就轻了。计谋定下后，罗广斌、李荫枫对我说，你出去后千万别跟国民党的部队跑，如果那样你走到那里也跑不了。李荫枫还说，你出去到我家里住，解放了我们会再见的。我说中，我坚决不跟部队走。说完上面这番话，我就出去和三班长安文芳把哨岗撤了。这时，我又假装拿东西，到楼上蹬了三下脚。出来后我和三班长一帮人就往市里跑。一路上，有的人往汽车上趴，往成都方向去了。我没有走。第二天，也就是11月30号，解放军部队就到了重庆市里。又过了一天，我在街上看见解放军贴出的布告叫我们这些国民党的散兵残余去登记，我就到军管会登记了，当时还交了一只美国左轮手枪，后来在街上碰见罗广斌、杨其昌、周居正他们，还有那个女的和她的两个小孩，他们说叫我到脱险同志招待处去登记。我又去了。再后来我就回了河南老家当农民，接受改造……”杨钦典的问题在罗广斌等同志的证明下，得到了政府的正确处理，他也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另一位被地下共产党人们争取过来的国民党反动看守李育生，是四川绵阳人，贩过大烟，开过铺子，还当过土匪、袍哥，因为盗卖军统物资，1946年被捕入狱关进白公馆。他为人仗义、豪爽、热情、 肯帮忙，平时最喜欢同“政治犯”们交往，狱中革命者也经常给他讲如何做人的道理。李育生被关押一年多后，就被安排在白公馆内做杂工，有半自由身份，煮饭、购物什么都干，利用这些机会，他为难友们做了些传书带信的工作 ，大家都非常喜欢和信任他。大屠杀之前几个月，狱方要他取保释放，但黄显声、谭沈明等都劝他不要走，将来一起出去，他就借口找不到保人留了下来，继续暗中帮助难友们。
听了杨钦典说的情况后，罗广斌他们乘机给杨钦典做工作，劝他不要跟特务部队走，把这19个人救出去立功赎罪，解放后保证为他证明，并为他解决工作。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杨钦典终于把门锁打开，但未取下。为了稳妥起见，杨钦典与罗广斌约好，他和李育生先上楼观察动静，看警卫部队是否撤走，如果撤光了，就在楼板上跺脚三下为信号，下面的人听到信号就把锁取下跑出去。
牢房里的16个人，个个屏住呼吸，静静等待着生死攸关的信号。突然，楼上传来“咚、咚、咚”三下响声，几秒钟的沉寂后，牢房里出现了一阵骚动，大难不死的难友们紧紧拥抱，泪飞如雨。在这紧要关头，罗广斌站出来宣布：“我是共产党员，同志们听我指挥。越是紧要关头，越是要沉着冷静。”紧接着，他把突围的路线告诉大家。并按身体强弱搭配，分编小组，指定周居正、李荫枫上楼照顾郭德贤母子三人。他要大家团结合作，一齐冲出死牢。
魔窟的大门打开了，难友们在夜幕掩护下，相互照顾着外出监狱。未料他们刚跑到监狱离公路一半距离时，亮着明亮车灯的汽车从渣滓洞方向驶过来，在车灯的照射下，车上的特务发现行人，“什么人，站住！”紧接着是拉枪栓的声音。“二处的，不要误会。”机警的人回答到。“口令！”没想到特务会问口令，当然答不上来。“哒哒哒”，特务开枪了，密集的子弹飞过难友们的身旁，划过一道道耀眼的弧线，尖厉的枪声在死寂的夜里回荡。难友们迅即掉头，向白公馆后山跑去。黑夜中，视线不清，方向难明，乱石满山，杂草从生，难友们不顾一切地在树林草丛乱石堆中摸爬。由于特务的惊扰，一起跑出来的19个人，此时也被冲散了……
在刚刚经历大屠杀的残暴恫吓之后，又要经过这场惊心动魄的大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