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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70年代都开始被淘汰，正在崛起80年代的小孩们，鲜艳年华，据说更快的还有90年代杀将过来，转眼间我们就过气了。
文学是摧人早熟的春药。小孩们则是被催的有点过早熟的果子，容易迅速腐烂。
70年代的我的站在一群80年代意气风发的小孩子里头，呲着牙笑嘻嘻，穿了一件挺大的衬衣，黑色的，穿的牛仔裤有点旧，LEE牌。LEE牌的裁剪使人身材看上去紧凑，我留着一头短发，因为营养不良，是脏脏的黄色。
后来重看拍出来的相片，一干人等的样子象去到一个摇头丸派对，特别HIGH，真是可怕的作派。
非鱼，也就是那位夸奖我的评委，在那个场合里倒是显得比较正常，短发，黑色POLO衬衫，干净整洁，没有疯疯癫癫的坏习气。他长的很结实，有一双象郁达夫的眼睛，忧郁而怀疑的，并没有色情的意味。因此在当时，我对他有一些印象。
他认为我的小说还是有很特别的一面，文字有速度感又很时尚。所谓的速度与时尚感都是给杂七杂八的女性杂志写小专栏培养出来的，我想我的文字趣味就是这样日积月累被渐渐败坏掉的。
我心下无比的惭愧和内疚，觉得亵渎了文学这样的说辞，便说，以后有机会再向您请教。
他说：“好吧，如果你去G城，记得找我……。”
我看玩笑似的说：“到时候你会说不认得我。”
“不会的不会的。”他笑笑，看上去不象个坏人，亲切和蔼。
我所能联想到的G城是一个充满活力又有些紊乱的城市，也因为他的话，我觉得自己的确应该去G城。
我总是对人采取二分法，好人坏人，善良邪恶，悲观乐观——其实世界并非是以二分法原则决定的。
我的错误的二分法思维方式就决定了我的行为。
也许就是这样一句普通的话，使我有了一种冒险的决心，天蝎座一向是冒险为爱好的星座，有时候因为无所事事就容易有冒险的想法，于是我就在当天会议结束时给他发了一封E…MAIL，并且讲到了自己对文学的看法，其实鬼知道文学是什么。
他回复，叫我将自己的作品寄给他看看，他可以给一些意见，同时他也说，你真的写得不错，继续写吧。
这其实是个非常老套的交往方式的开端，但是即使这么老套我仍然甘之如饴。
所以卡夫卡总认为男女之情是由肉欲、虚荣心、寂寞交织而成的产物。在这里面，虚荣心最为可悲，但是它是怀有生气勃勃的人性色彩？
非鱼的话使我想起我的作品一直以来所受到的负面评价。
在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作品被我的母亲奚落的一钱不值。她是个现实主义者，又比较有文化，在大学里搞的是比较文学，这样一来古今中外的名著是看了不少，对于不好的东西总是有大胆揭露反对的权利，不过她如此坚决的批判态度，对于自尊心很强的我是一种莫大的打击。
她说我的所有作品没有深度——其实深度这个东西完全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制订出来的标准，假如是所有的东西都有深度，那么世界上的人只好全部变成思想家，我们的文学只允许有一种强有力的主旋律发出时代的强音，其他的都是靡靡之音，是要被清洗掉的东西。
我的个人主义的情节在作品中泛滥成灾，在我母亲看来是一种险恶的倾向，鲁迅一向是反对沉湎于个人的小小的悲欢里，按鲁迅的标准我的东西就是垃圾糟粕流毒，对社会人生毫无益处，因为鲁迅是一种标准文化的样板，变成文以载道，针砭时弊的标准模式。
我让她看过我写的一个短篇小说，讲一个诗人与妓女的故事，由于我用“新月派”的作风写成，多少有点颓废美，颓废美是一种消极的诗意，为我们的时代所唾弃，于是我的小说内容变成了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代名词。
诗人和妓女都是社会底层的象征，是不幸的多余人，他们的爱情并没有美学价值，尤其是诗人还有哮喘病，妓女又生了肺痨，最后妓女误信人言认为自己受到诗人的玩弄，负气出走，最终因病成疾绝望的死在雪地里，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所谓爱恨俱殒，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的爱情，牺牲成全了爱情，说着说着，我几乎将他们等同于曹雪芹笔下的宝黛之恋。
母亲厌倦的打断我说，这才子佳人的故事没多大意思。
后来又给她看一篇新写实主义文风的作品，讲漂亮嫂子和丈夫的弟弟自己的小叔恋爱，于是小叔每天都看见自家丑老婆生气毒打她，几乎将她打死，于是隔壁一个老太太劝做哥哥的将自己风流成性的老婆带走，但不要点破她的丑事，并且给老婆朝一份洗衣服的工作去做，因为这种工作非常辛苦持续时间长，她自然没有时间招蜂引蝶。
这篇小说非常朴实，文笔间有着一种了解之同情的味道，我象一个小型的上帝决定这一切，后来这漂亮老婆收了心和老公规规矩矩过日子。简直有点“三言二拍”的腔调，充满了劝世自省的悲悯口气。
可惜我的母亲认为这篇文章的内容简直就是堕落，她认为我们这一代的人全部是堕落的分子，一天到晚无所事事，专门胡思乱想。我们的文学欣赏趣味有很大的差异，这是我所无法预料的，有时候我只好说服自己我们之间隔了太长的时间，时间足以构成差异。
我母亲喜欢的作家是劳伦斯，一个被审判为专门写黄色小说的作家，由于早期经验的影响，他不停的在作品里写人类错乱的感情。他的著名的作品是讲一个矿工和伯爵夫人恋爱，这种恋爱过分具体物质化，在当时已经达到淫秽的程度，但是现在看实在是乏善可陈，任何一个网络色情写手都比他彻底得多露骨得多。
其实他的作品到现在我都没有完全的看过，唯一印象是我上小学时，他的书就卖的大街小巷都是，和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一样作为黄色书籍在小摊上摆卖，我还记得当时他那本书的封面上是一个女人的雪白的裸背，一条粗大的金黄色的麻花辫子垂下来，显得纯洁美丽——，这幅图画，据以后人们的分析，应该有一些性暗示的成分。
这位伟大的作家关心的是人类深处的灵魂，虽然他描写得更多更具体的是人类的性交活动，但是骨子里他是关心灵魂的。到死，他还被人们深深的误解，不少人认为他是一个以撰写淫秽故事见长的人，对他存有歧见。
我母亲怀着敬意提到这位作家，还提醒我，除了劳伦斯，你还应该看看雨果，知道他是谁吗？
我说，知道，我不会把他说成是巴尔扎克的弟弟。
还好，你还没离谱到说成是托尔斯泰的侄子。
我母亲最后提纲挈领地总结，她觉得我的写作是不成功的，这种活动纯属浪费时间，所谓的作品顶多不过是一个充满幻想的文学青年的涂鸦。
我的自尊心是完全无法接受她尖刻的批评。
我对她说，即使我做什么都不行，还是可以写小说的。
她反驳，古今中外但凡写小说的，全是饥寒交迫贫病终身——包括曹雪芹。
曹是旷古奇才，我母亲下了这样一个评语，我无话可说，我又不是象曹雪芹那样的天才。好歹人家还过了富贵的生活，我是连“茄X”都没吃过，第二个字我不认识，一直读作“鳖”，“王八”的鳖。
我很气愤，气愤极了。
气愤完了，把我的那些文章寄给非鱼，无非是想得到一种肤浅的认可而已。
他很快回信，说文章写的不错，他象精神领袖蛊惑民众一样对我疾呼，应该到自由的G城来呼吸自由的空气。除去夏薄师兄，我一下将他引为知己。
我是在火车站见到非鱼，我想在见夏薄之前见见非鱼。
他刚刚从另一个城市开会回来，还是一幅郁郁寡欢的样子，短发，黑色POLO衬衫，干净整洁，没有疯疯癫癫的坏习气。他低垂着一双象郁达夫的眼睛，忧郁而怀疑的，并没有色情的意味。
我们从火车站开始往下走，非鱼开始和我谈人生理想政治经济，非鱼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除了他的理想主义色彩偏浓厚，我确实找不出他的缺点。
我们说得饿了，跑到一家叫“福临门”的酒家吃饭，吃饭的时候，非鱼非常认真的跟我谈到他的作品，他说他的理想是很好地描写G城，因为这是一个具有活力、变幻莫测的城市。
我说你有什么好写的，我一点都不喜欢这里，这里又脏又乱，外来的民工又多，这里到处都是流莺。由于饥饿，我开始对G城心生怨恨。
说的时候作在我们后坐的一对男女发出了不堪入耳的对话，大意是他们即将要到一家二流旅馆开房，女的已经急不可待的发出呻吟，好象她的内分泌系统出现问题。
我听了心里暗骂，快去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