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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壮虽然是召募的并承担着正规军的任务，但他和正规军依然有别。由于是地方出钱雇募、只能作为守卫出钱地方的力量，而不能像正规军那样，可东征西戍，远调各地作战，依然不能完全代替过去的卫所军。
因此，募兵制度顺理成章的出现。
募兵始于正统年间。《明史·兵志》载：“正统二年，始募所在军余、民壮愿自效者，陕西得四千二百人。”嘉靖年间，随着军备废弛，卫所空虚，加之边疆不靖，战争频仍，募兵在南北更加普遍地推行开来。在浙江沿海，募兵已占近七成——浙江在指嘉靖末隆庆初有军队三十九总，其中募兵二十七总，占七成。以后增加民壮数，募兵数有所下降，到隆庆四年，下降到四成多一点儿。
北方九镇的募兵没有沿海那么多，但《明史·兵志》中讲：宣府镇“弘治正德以后，官军实有者仅六万六千九百有奇，而召募与士兵居其半。他镇率视此”，由此看来也是很不少的。
募兵和卫所军有明显的区别，募兵不是世袭的，是应募而来，身虽为兵，仍隶民籍，退伍仍为民。由募兵组成的军队，不像卫所军那样是国家经制，不轻易变动，而往往是随着形势扩编或缩编。募兵完全是战斗部队，而不像卫所军那样，有的担负屯田任务。募兵的薪饷来源于国家财政，而不像卫所军初期那样主要来自屯田所获。募兵的饷银比卫所军丰厚，比民壮也高
募兵有挑选的余地，完全有条件选择青壮年。募兵的薪饷比卫所军高出一倍甚至几倍，管理得好，可使士兵安心服役，军队比较稳定。募兵没有卫所军携带的家属拖累，更适合于东征西戍，机动作战。募兵来自百姓，兵源丰富，缺额可以随时募补，保持军队满员；不需要可以随时裁减，节省军费。
总之，募兵制比世兵制更有利于建立一支能征善战的精锐部队。但实行募兵制能否建立一支精锐的部队关键在于募兵之人和领兵之人。
嘉靖年间，在东南沿海谭纶和戚继光都亲自募兵，募后严加训练，所以都成了精兵，尤以戚继光的“戚家军”更为有名。而到了明朝末年，什么好制度都得崩坏了。募兵制也不例外，此时往往不是将领亲自募兵，募兵为一人，领兵为另一人，募时不加挑选，募后不加训练，逃跑不加追究。
没几年的功夫儿，募兵组成的军队同卫所军一样不能打仗了。
这老褚，乃是这祠头庄土生土长的，在这儿安家也有三四辈儿了。本来他家中也有地，但后来给苏家给兼并了，这老褚也是个游手好闲的性子，不肯跟别人一般做佃户，正巧赶上募兵，便干脆应募了。
也不知道那负责募兵的官儿是不是眼瞎了，就这等干瘦瘪巴的货色都能给选进去。
当初老褚和黄季一起在董策的父亲麾下为兵，那会儿两人的关系还算不错，但也不算是多么过命。正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后来董策他爹一死，老褚便是逃了，临跑的时候，还去董家偷了点儿东西，也不知道是卖了还是自己私藏了。
他是董策父亲麾下的兵，跑了便跑了，自然也没人追究，不过黄季可是记着的。
他知道老褚就住在这儿，距离十里铺也不远，但是对当初的事儿，他一直是耿耿于怀，记恨心中。不上门把老褚揍一顿就算是好的，哪里还会登门拜访？
老褚这人，油滑懒惰，不肯吃苦，不过却不是个性子硬的人，他自知理亏，见了黄季也是有些心虚。不过眼瞅着黄季说话也算和善，手里还提着粮食，顿时心里那股子戒备便散去了，再说了，只要是有吃的，就算是让他卖命他也干了。
管他黄季存着什么心思呢！
黄季这次登门，自然是有缘由的，事实上，这正是出自董策的授意。
就在苏少游父子俩向着怎么着算计董策，能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的时候，其实董策也在向着如何算计他们。
正所谓勾心斗角，董策和苏以墨父子都明白打蛇不死反受其害的道理，不把对方整死，迟早自己要倒霉。是以不约而同的，都打算向对方下手了。
而且两者采用的方式也是惊人的相似。
苏以墨父子打的主意是让士子闹事儿，而董策的打算则是——民变！
两者都是闹事儿了，只不过闹事儿的主体，一个是士子读书人，一个是百姓而已。没错儿，董策打的主意便是：煽动百姓，酿成民乱，把事情闹大，把苏家父子架在火上烤，甚至更狠毒的一层——若真是民乱起来，苏府能挡得住愤怒的百姓么？再有董策在其中鼓动支持，乱民冲进蓑衣渡，杀光苏府上下，也是非常有可能！而说起来也是巧，正是想睡觉了有人送枕头，董策正着这个盘算，苏家父子便是开始横征暴敛，倒行逆施，荼毒百姓。他们这个粮区内许多百姓，根本日子就要过不下去了，便是离着那人吃人的凄惨境地，怕是也不远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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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时何时？战乱之时！ 五一九 变数
素来国朝老百姓的忍耐力真的是很强，非常强。就算是苏府如此，只要是百姓能够勉强活下去，也是不会起来反抗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是在没人人介入，没有人挑拨，没有人煽动，甚至有人刻意压制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只要是有人略一煽动，就会像是油锅中倒入了水一样，整个锅都会沸腾起来。
到时候会出什么事儿，甚至就连始作俑者，怕是都猜不到的。
论起影响力来，显然是后者更大，毕竟读书人闹事儿，到处都有，大的小的都不少，兴许闹得很大了，会引起朝廷和地方高官的重视，但若是小打小闹的，怕是私下就处置了。而民变则不同，现如今天下不靖，流寇四起，李自成张献忠等人裹挟流民无数，纵横天下，大明官军追在他们屁股后面疲于奔命。因此无论是朝廷还是地方，便对这民变就格外的敏感——要知道，起义基本上都是因为民变处置不当被激发演变而来的。
至于破坏力，两者更是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那些生员们闹事儿，撑死不过就是嚷嚷几句，若是遇到某个落单的，说不得能一拥而上将其殴打一顿。主要动的是口，仰仗的是地方上官员对他们的支持看重，其实他们更多的，只是把声势给早起来，使得对方的名声臭了。而让对方受到进一步的惩罚，则是官府要做的，他们只是起到一个最初推动力的作用。
但民变一旦起来，那可就大不一样。
民变这两个字，包含内容可谓是意味深广，涵盖范围非常广。
几十个百姓闹事儿，砸了某家粮店或者是抄了哪个豪绅的家，这叫民变。几千流民暴民把县城给攻占了，把全县的士绅官员都给杀的一干二净，这也叫民变。像是李自成张献忠那等纵横天下，公开造反的，其实也叫民变。
但不管哪一种民变，反正伴随着的，都是大量的流血，杀戮，焚烧等等！
凶狠残暴。
国朝的老百姓是最温顺，最能忍耐的，但一旦他们被煽动起来，被疯狂的情绪笼罩的时候，他们就会变得气度的疯狂，凶残。这一点，在历朝历代无数次起义中都得到了印证，说白了，之前忍耐温顺，不过就是因为自身没有实力，没有势力而已。而一旦城头变幻大王旗，原先被欺负，被欺压的人占了上风，那么便会疯狂的把自己所承受的苦难，施加到之前那些欺负自己的人头上。
无论是国朝还是其他国家，莫不如是。
新的权力阶层肯定要对老的势力进行清洗。
远的不说，就说一个发生的最近的，而且也不算是太激烈的民变。
这是发生在崇祯六七年间，宜兴的民变事件，谢国桢的《明季奴变考》最早提到此事。实际两者不是一码事，这次豪奴非但不是变乱的主角，却是骚乱民众要打击的直接对象。
宜兴民变起于崇祯六年的正月，首尾大约三个来月。初因乡宦陈一教、徐廷锡两家的豪奴周文牐⒄湃稹⒄欧锏龋谀狭酢⒑忧乓淮兆饫蘸模∮葡滋锏兀陶甲优值谩叭嗽构砼薄�
有人出头，力主对抗。出头的当然不是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而是在当地也有一点地盘、人气的陈轼、鲁教等人。他们在南刘庄、杨山村发难，倡议成立“禁会”，设誓演戏，大张禁令，严阻豪奴入境收租勒索。周文牐⒄湃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