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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独立了吗？我们经济现在都被外国人控制了。”
我们聊到了戈尔巴乔夫和卡达尔。H夫人指着窗外热闹的瓦茨大街对我说，1986年6月戈尔巴乔夫和夫人赖莎在他们夫妇的陪同下曾在这条街上散步，这里眼花缭乱的广告和琳琅满目的商品使戈尔巴乔夫很惊讶。随后他多次表示苏联要借鉴匈牙利的经验来解决苏联的经济问题。现在看来他有点浮夸，不如卡达尔那么踏实。我知道现在匈牙利有不少人怀念卡达尔。H夫人说：“卡达尔那个时代，大家都有工作，全民医疗保险，还有带薪休假，我们的生活也比周边的国家都好。”
她还说：“卡达尔非常廉洁，连他的政敌都不否认这一点，这与现在的权贵成了鲜明的对照。那一代的人做事有原则。卡达尔在1950年代曾被诬告而投入监狱长达四年，他夫人也受牵连，被开除党籍，人无居所，后来布达佩斯一个普通百姓家庭收留了她，卡达尔夫妇至死都和这家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H君此时插话：“你知道我们现在怎么形容我国的政客吗？这些人见面互相打招呼，已经不再说‘你好’，而是说‘你是千万富翁了吗？’”想起H君当年对卡达尔的不满，我此时也只能唏嘘。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台湾地区民主化也二十年了，民望最高的还是亲民强势的领导人蒋经国，南斯拉夫各国也民主化二十多年了，但威信最高的政治人物还是意志如钢的铁托，历史是公道的，人民心中自有一杆秤。
我们聊到匈牙利的选举政治，H君坦承：“看来我们当时是天真了，以为只要举行自由选举，一切都会变好。但二十年过去了，左派右派都执政过了，都是政客，没有出现过政治家。整个二十年东欧都没有产生过政治家，这是欧盟的结论。”他问我：“你听说过我们‘骗子总理’的事情吗？”我点头，这是指匈牙利总理久尔恰尼2007年5月在执政党一次内部讲话中说：“我们搞砸了，不是一星半点儿的糟糕，是糟透了！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比我们干得更蠢了……在我们执政的四年里，政府拿不出引以为傲的业绩。我们该如何向选民交代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采取了一切措施保证使这个秘密在大选之前不被泄漏出去。过去两年里，我们一直在撒谎。”这段话后来在网上被披露出来，匈牙利举国哗然，随后就是二十年来匈牙利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和警民冲突。
“坦率地说，我现在很悲观，”H君说，“我们不是在‘好人’与‘坏人’之间作选择，而是在‘坏人’与‘更坏的人’之间作选择，他们之间争权夺利，分裂了整个社会。”他还引用了匈牙利学者海斯勒（ákos Heiszler）的评论：匈牙利人缺乏“政治文化和妥协的智慧”，所以今天的匈牙利是“一个深深分裂的社会”。我认识不少东欧朋友，他们原来都以为，只要政治制度一变，一切都会变好，但后来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革命是浪漫的、兴奋的、热血沸腾的、充满希望的，但革命后人们突然发现旧的习惯和行为方式依然根深蒂固，一切宛如昨天，甚至更糟。
我还见了匈牙利一位资深的政治学者，他的谈话更直率：“你看，我们的国家还有希望吗？匈牙利一半的资产卖给了外国人，还有一半给贪污了。什么是‘休克疗法’？那就是把能卖的公司都卖给外国公司了，最大的石油公司卖给了美国人，美国人又把它卖给了德国人，现在德国人又把它卖给了俄罗斯人。今天控制我们经济的主要是德国人，连媒体也都给德国公司控制了。你大概不能想像，我们的出租车公司也卖给外国人了，一家英国的公司，还有一家土耳其的公司，他们垄断了价格。”我这些天常坐出租车，注意到这里出租车价格贵得有点离谱，接近瑞士。
他给我展示了世界知名的GFK公司在匈牙利作的最新民调结果：2008年62％的匈牙利人认为现在的生活不如二十年前的卡达尔时期，2001年时，这个比例是53％。今天只有14％的人认为现在是“最幸福的时期”，而60％的人认为卡达尔时期是“最幸福的时期”。他带有感叹地说：“很多东西，只有失去了以后才知道珍贵，就像空气和水，一旦没有了，才知道它们是多么的珍贵。现在少部分人的生活确实比过去好了，但大部分人生活得更糟了。物价上涨太快，货币贬值太多，工资涨了五六倍，但煤气、水、公共交通等都涨了20倍到100倍，受害最大的是我们这些拿退休金的老年人，退休金根本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还有就是年轻人，匈牙利就业机会太少，失业率已达10％。”
早在1980年代中期，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就积累了不少经验，当时中国派出不少代表团考察匈牙利经济改革的情况。我问这位学者：“如果坚持当时卡达尔的改革路线的话，匈牙利能否走出一条更好的路？”他说：“匈牙利本来的改革模式很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也许会走出一条类似中国的渐进改革的成功之路。但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不喜欢，他们不想让这种改革获得成功。而我们精英阶层完全跟他们走，放弃了渐进改革，转向了激进革命和彻底的私有化，最后把能卖的公司，包括银行，统统卖给了外国人，我们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了。”他叹了一声。匈牙利中央银行前行长也对我说：“我们把自来水公司卖给了法国公司，本来期待他们能投资开发我们的矿泉水资源，结果他们却在匈牙利推销法国的‘依云’矿泉水。”不过他也告诉我：“不能夸大卡达尔时期的繁荣，那是靠借外债维持的，结果弄得匈牙利债台高筑，新政权上台后只能靠变卖国有资产来还债。”
一位匈牙利朋友还与我谈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尽管制度变了，但旧制度的许多东西仍在运作，特别是原来按照前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安全系统至今在匈牙利，在许多东欧国家仍然影响巨大。“旧安全系统的人与政党、政客、黑社会联系密切，表面是多党制度、媒体自由，实质上是这些人继续控制着许多政治经济等各种资源，继续进行各种利益的私下交换。独立的司法体系根本没有建立，也没有一支高效率的公务员队伍，任人惟亲的现象广泛存在。”连《经济学人》杂志不久前也载文感叹匈牙利过去的二十年是“令人失望的二十年”（Economist on line，2010年8月9日）。
四、东欧的“两个激进”
东欧的变革可以用“两个激进”来概括：政治上激进转型，由原来的共产党体制迅速转变为西方式的多党制；经济上采用激进的“休克疗法”，由原来的计划经济迅速地转向私有化、市场化。其核心也是一个梦：只要进行激进的政治和经济变革，这些国家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自己所有的问题。结果政治激进带来的是政治参与突然爆炸和持续混乱，一个新体制从建立到良好运作谈何容易。“休克疗法”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有时高达2 000％以上，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失业人数剧增。匈牙利还是受灾较轻的，因为匈牙利在卡达尔时期就尝试了不少改革，一般老百姓对市场并不陌生。但对于多数东欧国家，“休克疗法”等于是一场浩劫，导致了既无政府干预又无市场制度的混乱状况，为非法掠夺提供了可能。使一批原来的官员获得了大肆侵吞国有资产的机会，也使腐败（特别是乌克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我不能说大部分东欧人都想回到过去那个时代，那个时代也有很多问题，更何况世界上愿意自己国家历史倒退二十年的人恐怕总是少数。但我可以说，如果东欧人民有机会重新选择变革的话，大部分人绝不会选择这种“两个激进”的变革方法，而会选择更为温和理性的改革，因为东欧普通百姓为激进变革付出的代价实在太高。
匈牙利，乃至整个东欧经济经过“两个激进”的变革之后，全都变成了高度依赖外资的经济，而且普遍负债过高，贸易逆差过大，金融自由化使很多银行被西方银行控制。2008年开始的金融海啸又使多数东欧国家遭受了一次劫难。匈牙利货币对欧元的汇率半年内就下跌了20％，匈牙利人买房大都采用外币按揭：赚的是匈牙利的福林，还的是欧元，但现在福林大幅贬值，对按揭者是雪上加霜。拉脱维亚、乌克兰、塞尔维亚已接近破产，它们的债券评级已经被评为“垃圾”级别。
东欧经济形势不佳也反映在其经济竞争力的普遍疲软。据2007年瑞士洛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