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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迪斯拉发市是斯洛伐克的首都，它的汽车总站很像中国过去的县城长途车站，灯光昏暗，厕所污浊。在这里，我第一次发现欧洲还有这么多看上去如此贫穷的人，十来个衣着不整的斯洛伐克男人挤在空气混浊的餐厅里喝土豆汤，啃黑面包，他们一边吃，一边目不斜视地盯着饭厅的黑白电视，并不时跟着电视节目激动地说话。电视里播放着反政府示威游行，还有此起彼伏的口号：“要人权”，“要自由”，“要戈尔巴乔夫”。第二天，我获悉捷共领导人已经辞职，新的领导人开始了与反对派“七七宪章”代表哈维尔的谈判。
布拉迪斯拉发是一座毫无生气的城市，到处是灰色单调的“斯大林式”建筑，市中心主要街道的商店空空如也。我口渴了，想买瓶饮料也买不到，走了几条街，最后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铺子买了一瓶汽水，但细看了一下，里面竟浮着一层霉。女营业员见此状有点不好意思，马上给我换了一瓶，“这瓶应该，应该，没有问题。”口气中还有点犹豫。当时苏联和整个东欧大都轻、重工业严重失衡，消费品匮乏，而且质量低劣。
我1986年曾随一位中国领导人访问过罗马尼亚，住在罗马尼亚国宾馆。但国宾馆提供的肥皂不起任何泡沫，屋里的电视机是罗马尼亚自己生产的，但只能“雾里看花”，声音也会突然消失，然后得拍它几下，才有声响。在布加勒斯特最繁华的百货商店，我看到人们排着长队购买上海生产的美加净牙膏，街上跑的是罗马尼亚和东德生产的甲壳虫小汽车。我1990年还访问过解体前的苏联，当时苏联的市场比1986年的罗马尼亚还要萧条。
这种局面使苏联和东欧的老百姓怨声载道，也给了西方很大的心理和话语优势。我曾看过一部美国人当时拍的纪录片。一个美国记者问苏共宣传部门的负责人：“美国的制度为人民提供了高水平的物质生活，你们的制度能够提供吗？”那位苏联宣传干部哑语了，不知如何回答。当时的苏联和东欧都有很多关于物资匮乏的政治笑话。其中一个是这样说的：一天，集体农庄庄员伊万在河里捉到一条大鱼，高兴地回到家里对妻子说：“看，我们有炸鱼吃了！”妻子说：“没有油啊。”“那就煮！”“没锅。”“那就烤！”“没柴。”伊万气得把鱼扔回河里。那鱼在水里游了一会儿，跳跃了起来，激动地高呼：“勃列日涅夫同志万岁！”
二十年前的东欧国家，虽然有“铁饭碗”和各种福利制度（现在不少人怀念那个时代），但整体物质生活水平和经济竞争力明显低于西方。反对派人士也利用这种局面不断地提出激进政治变革的口号，波兰团结工会的智囊人物布罗尼斯瓦夫·盖雷梅克（Bronislaw Geremek）就说过：“团结工会从一开始就是把‘要面包与要自由’结合在一起，把政治要求和物质要求结合在一起的。”
三天后我坐火车抵达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布达佩斯火车站是一座很有气势的古典建筑，人群熙攘，商铺热闹，小贩在吆喝，倒卖外币的“黄牛”很多，还有老头老太拉你租他们的公寓，这种鲜活的景象在当时的东欧很另类，说明这里的经济生活更加自由。其实匈牙利是东欧国家中最早推行经济改革的国家之一。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爆发，大批示威者冲击党政部门，纳吉总理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苏联随后出兵镇压，44岁的卡达尔出任匈共最高领导人，但遭本国许多老百姓的责难，说他是“卖国贼”。卡达尔忍辱负重，任劳任怨，不动声色地推动了许多改善民生的改革措施，扭转了他前任拉克希奉行的极左政策，到了1970年代，匈牙利似乎已经由丑小鸭变成了金凤凰，成了东欧为数不多的相对繁荣的国度，布达佩斯也被誉为“东方小巴黎”。
但到了1980年代中期，匈牙利的改革已停滞不前，加上持续的能源危机和过分举债等原因，经济状况开始恶化，党内外对卡达尔的批评指责日益增多。1986年中国外长吴学谦访问过匈牙利，我当时在外交部工作，曾听过吴外长本人私下聊过他会见卡达尔的场景。那天，吴向卡达尔转达了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问候，并谈到他受命于危难之际，领导匈牙利人民克服了重重困难，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他听后显然有点激动，”吴说，“卡达尔在他最困难的1956年和1957年两次访华，见过毛主席、周总理和小平同志，他和中国的关系非同一般。”
1987年10月卡达尔再次访华，邓小平和卡达尔两人一直携着手，慢慢步入中南海的会见厅，这对邓小平同志也是一种不寻常的举动，可见他们之间的相互敬重。邓小平与卡达尔的谈话很有针对性，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邓小平似乎已经预感到东欧要出事，他告诫卡达尔“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谈及中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强调“我们现在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并说我们“要用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来实现（现代化）这个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了”。卡达尔本人赞成邓小平的观点，但他党内的激进派同事与他意见截然相反，他们主张匈牙利立即推动“彻底的政治改革”，把匈牙利变成“民主社会主义的实验室”。
在1988年5月的党代会上，卡达尔与党内激进派就政治改革问题进行了一次激烈辩论。他坚持必须在现有的体制内进行改革，而不是推倒重来。但他身体状况已欠佳，整个苏联东欧的大环境对他也非常不利，匈党内分裂愈演愈烈。卡达尔本人身心憔悴，终于1989年5月因健康原因辞职，7月6日与世长辞，享年77岁。
在激进派的主导下，匈牙利党中央通过了一个比一个激进的纲领，提出“国家社会主义使匈牙利陷入危机，要尽快改变模式”，匈牙利“向民主社会主义过渡已经不可避免”。与波兰、捷克不一样，匈牙利没有像团结工会、“七七宪章”那样强大的反对派组织，也没有像瓦文萨、哈维尔那样影响力较大的反对派头面人物。匈牙利党是自己内部先分裂，然后分裂出来的派系与党外势力合作，最后瓦解了政权。晚上我和H君夫妇共进晚餐，H君曾在日内瓦大学进修政治学，我们是老相识。他们夫妇现在布达佩斯一所大学任教。H君告诉我：
“匈牙利已经改了国名，‘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中已经去掉了‘人民’两字，国旗上也没有红星了，我们的宪法也已修改，实行了多党制。”他还非常兴奋地告诉我：“我们一个月内，已经有了50多个政党登记参政。”他谈到政治变革的必要性：“现在匈牙利经济一路下滑，一个人打两份工才能生活，大家都认为经济改革已经走入绝境，只有政治改革才能带给人民希望。”他夫人补充说：“我们匈牙利其实一直比其他东欧国家自由，我们几乎人人都有护照，只要有钱，随时可以出国，但我们珍视国家的独立，现在苏联军队还占领着我们国家。”H君点头：“他们必须滚回去，这是我们的国家。”这使我想起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他们也谈了对卡达尔的看法，H君不容置疑地说，“卡达尔落伍了，他讲的话都是老生常谈。匈牙利需要的是戈尔巴乔夫这样具有新思维的领导人，或者是捷克哈维尔这样的自由派领导人，否则人民看不到希望。”
东欧共产党政权相继垮台有诸多原因：这些国家传统上受西方文化、政治和宗教的影响很大；他们的政权在自己国内的根基较浅，除了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外，几乎都是“二战”后靠斯大林为首的苏共扶持上台的；很多东欧人认为自己的国家还被苏联占领和控制着，还没有真正取得独立，波罗的海三国就是到了“二战”时才被苏联吞并的。苏联很多做法也使东欧小国耿耿于怀。例如，捷克共产党曾考虑接受美国“二战”后提出的“马歇尔计划”，但遭到了斯大林的严厉批评；1968年苏联大举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