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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的消息断断续续地传到了我的耳里：他被揪去批斗，他离开了干
校，他回到北京带病工作，他到四川搜集材料准备写小说。。还有他几
次发病的情况。这其间报刊上也常常出现他的名字，更多的时候是有人
用“四人帮”的鞭子抽打这个读者熟悉的名字。那些时候我真替他担心。
“四人帮”垮了，枷锁一个接一个地给打碎了。我听说他夜以继日地奋
笔写作，看见他一篇一篇的作品发表，他给我的信还提到部分的译诗计
划。我了解他的心情，也为他的成绩感到高兴。我在去年5 月的世界语
版《中国报导》上看到一幅其芳的近照。采访的记者说他虽已年过六十
但仍然精力充沛、生气勃勃，五、六个小时的访问中他谈得很多，而且
很高兴，他在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他的影响和教
育。他说他觉得自己好像还是那个刚刚听过毛主席讲话的三十岁的年轻
人。这是多么可敬、多么可爱的精神状态！可是看照片，我几乎认不出
他来了，在那位笑谈着的老人身上保留着多少“四人帮”迫害的痕迹！
听牟决鸣同志说他不知休息地带病写作，每天写到深夜，一直到发病进
医院。他的确是带着年轻人的热情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到最后一
息、战斗到最后一息的。遗憾的是他留下多少未完的遗作，多少来不及
实现的计划！
文章并没有写成，因为那个时候我的生活已经忙乱起来了。我没有
时间把几十年的回忆理出一个头绪，我怕我写不好，对不起亡友。关于
其芳的种种回忆经常在我的脑子里活动，想起来又忘记，以后又忽然泛
起。我第一次看见其芳是在1932 年，他还是一个穿长袍的斯斯文文的大
学生、诗人。以后我为他编印出版了几本集子。从《扇上的烟云》①到《呜
咽的扬子江》②，再到《夜歌》③，他一步一步地走向光明，在“那长长
的道路，那艰苦的道路”上他留下的脚印，我看得十分清楚。1944 年夏
天我在重庆再看见他，我仿佛见到一个新人。他陪我到曾家岩“周公馆”
去（我还记得他到民国路来接我，从容地告诉我怎样躲开特务的注意），
他向我介绍延安的一些事情，他给我送来解放区生产的小米和红枣。1949
年上海刚解放，他就从北平来信很关心地问我的情况。不久我到北平出
①
《扇上的烟云》：其芳的第一本散文《画梦录》（1936）的代序。
② 《呜咽的扬子江》：其芳的第三本散文集《还乡杂记》的第一篇。
③ 《夜歌》：其芳的第二本诗集，第三版起名《夜歌和白天的歌》。
席全国文代会，他看见我显得多高兴、多亲切。。这些片断的回忆给过
我多大的鼓励和温暖，倘使把它连串起来，就可能成为一部动人的小说。
好几位朋友在不同的时期对我称赞过其芳。他1938 年从成都到延安
是和两个朋友同去的，朋友们住了一段时期，后来都回到大后方去了，
他却留了下来。同去的朋友谈起这件事至今还流露出钦佩之情。另一个
朋友说其芳初到部队，夜间行军，路上把眼镜丢了，生活上发生困难，
他还是平静地坚持下去。再一位朋友说其芳到农村参加土改和贫雇农同
吃同住，真正做到了打成一片，农民都叫他“老何”。。关于其芳的事
我听到的并不止这么一些，但也用不着在这里多引了。在他的身上还能
看出《画梦录》作者的丝毫痕迹么？
其芳是知识分子改造的一个好典型，我始终保留着这个极其深刻的
印象。
解放后我和其芳的接触不算多，但也不太少。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另
一件事，就是他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敢说、敢想、敢争论，辩论
起来不怕得罪人，不怕言词尖锐。有一次我听见一个朋友婉转地批评他，
他不接受。他说，有意见就应当讲出来；要分清是非，就要把话讲清楚；
不能因为怕得罪人，有话不讲；话讲出来，错了改正就是。。。我当时
也不完全理解他的意思，我有这种不正确的想法：为了团结人，何必这
样认真？不用说，我没有讲出来。但是从此我就没有得到安宁：讲不讲
的问题始终不曾解决。每当我听见了面面俱到、不痛不痒的讲话，或者
看见人为了“明哲保身”甚么话也不讲，不然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睁着眼睛信口随说的时候，我就仿佛挨着皮鞭的抽打，我就想到其芳，
我深感自己同他差得太远了。
一年很快地过去了。其芳的声音相貌仍然鲜明地在我的脑子里活
动，还是那样生气勃勃，精力充沛。今天我多么怀念他。这一位“永远
这样奔波、永远不能给自己造一个温暖的窝”①的人，他是为了发展和繁
荣祖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献出了个人的一切的。他在1937 年写过这样一
句话：“我一定要坚决地、勇敢地活下去。”②在1942 年他又歌唱道：
我是命中注定了来唱旧世界的挽歌
并且来赞颂新世界的诞生的人。③
他是说到做到，是完成了这个任务的。他的确是一个冲锋陷阵、死
而后已的文艺战士。
我还记得在《中国报导》上发表的访问记中，其芳对采访的记者最
后讲过这几句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三
十五年中间，我主要是做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工作，很少写诗写散文。
要是可能，我将来还要写诗、写散文、写长篇小说。”他念念不忘他计
划中的“诗、散文、长篇小说”！但是现在没有这种可能了。对我们来
说这是多大的损失。因此我们更加珍惜他遗留下来的一部分作品。昨天
①
引自《北中国在燃烧》断片（二），见《夜歌》。
②
引自《我和散文》（《还乡杂记》代序）。
③
引自《北中国在燃烧》断片（二），见《夜歌》。
我还含着眼泪重读他的诗《北中国在燃烧》断片，为了它给我唤起的崇
高的感情，我衷心地感谢他。
1978 年7 月
关于丽尼同志
——随想录十二
半半年前我写过一篇创作回忆录《关于〈春天里的秋天〉》，谈了
一些郭的事情。其实关于郭可谈的事不少，我虽然同他相知不深，可是
我的脑子里至今还保留着这个善良人的形象。他的才能没有得到很好的
发展，我常常这样想。倘使他有充足的时间，倘使他能够关起门来写作，
他一定会给我们留下不少的好作品。我在这里用了“关起门来写作”这
个词组，并没有特殊的意义，我只是想说不受到干扰。而在郭，这就是
生活上的干扰。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上海的小家庭给打掉了，他为了
一家人的生活，东奔西跑，最后到国民党政府机关里工作，混一口饭吃。
朋友分散了，刊物停了，没有人向他约稿逼稿，他写好文章也不知道该
寄到哪里去换稿费。我同他失去联系大约一年的光景，忽然在桂林的街
头遇见了他。我是从广州“逃难”到桂林的。他跟着机关从湖南某地迁
往四川，经过这里，暂时住在旅馆里面。我们交谈了几句，听见警报声，
就匆匆地分别了。当时我准备在桂林复刊《文丛》，向他拉稿，他答应
把身边写好的稿子给我。第二天早晨他到东郊福隆街我住的地方来找
我，把一篇散文放在桌上。他说，还有好几篇文章，打算校改后全交给
我。他还说，他翻译了契诃夫的几个剧本，译稿都带来了。我们正谈得
高兴，警报的汽笛声又响了起来。我们一起从后门出去躲避。
我们这次到了月牙山。在山上庙里看见敌机向城内投弹，看见大股
上升的尘土，看见火光。郭担心他的行李，他估计他住的旅馆就在中弹
的地区。警报刚解除，他急匆匆下山去。我后来进了城去找他。但是路
给拦住了，走不过去。这次大概是这座古城第二次遭到大轰炸，街上乱
糟糟的。
下午我进城去找郭。我到了他住的那个旅馆，眼前只有一大堆还在
冒烟的瓦砾。他也来了。他想在瓦砾堆里找寻他的东西。有两三个老妈
妈和中年人也在挖掘什么。他看见我，摇摇头说：“烧光了。”我问他：
“怎么办？”他笑了笑，说：“今天就走，都准备好了。我来看一下。”
他的笑中带了点苦味。我问：“稿子呢？”我感到留恋，又感到茫然。
他说：“反正现在没有用，没有人要，烧了也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