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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翻译短文向报刊投稿，后来编辑先生们主动地来向我要文章。我和
那个在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住在一起，他住楼上，我住楼下。我自小害
怕交际，害怕讲话，不愿同外人接洽。外人索稿总是找我的朋友，我也
可以保持安静，不让人来打扰。有时我熬一个通宵写好一个短篇，将原
稿放在书桌上，朋友早晨上班就把稿子带去。例如短篇《狗》就是这样
写成、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越多，来找我组
稿的也越多。我在文学界的朋友也渐渐地多起来了。我在1933 年就说过：
“我是靠友情生活到现在的。”最初几年中间，我总是埋头写八九个月，
然后出去旅行看朋友。我完全靠稿费生活，为了写作，避免为生活奔波，
我到四十岁才结婚。我没有家，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家，我到各处去看朋
友，还写一些“旅途随笔”。有时我也整整一年关在书房里，不停地写
作。我自己曾经这样地描写过：“每天每夜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
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无数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的受苦和
我自己的受苦，它们使我的手颤动。我不停地写着。环境永远是这样单
调：在一间空敞的屋子里，面前是堆满书报和稿纸的方桌，旁边是那几
扇送阳光进来的玻璃窗，还有一张破旧的沙发和两个小圆凳。我的手不
能制止地迅速在纸上移动，似乎许多许多人都借着我的笔来倾诉他们的
痛苦。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围的一切。我变成了一架写作的机器。我时
而蹲在椅子上，时而把头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坐下
激动地写字。我就这样地写完我的长篇小说《家》和其他的中篇小说。
这些作品又使我认识了不少的新朋友，他们鼓励我，逼着我写出更多的
小说。”这就是我作为“作家”的一幅自画像。1932 年在上海发生的战
争，使我换了住处，但是我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停止写作。
1934 年底我到日本旅行，我喜欢日本小说，想学好日文，在横滨和
东京各住了几个月。第二年4 月溥仪访问东京，一天半夜里“刑事”们
把我带到神田区警察署关了十几个小时，我根据几个月的经历写了三个
短篇《神》、《鬼》、《人》。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学习日语的劲头也没
有了。因此我今天还在收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日语讲座，还不曾学好
日语。
这年8 月，上海的朋友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要我回去担任这个
出版社的编辑工作。我编了几种丛书，连续二十年中间，我分出一部分
时间和精力，花在文学书籍的编辑和翻译方面。写作的时间少了些，但
青年时期的热情并没有消减，我的笔不允许我休息。1937 年全面抗日战
争爆发后，我离开上海去南方，以后又回到上海，又去西南。我的生活
方式改变了，我的笔从来不曾停止。我的《激流三部曲》就是这样写完
的。我在一个城市给自己刚造好一个简单的“窝”，就被迫空手离开这
个城市，随身带一些稿纸。在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到处奔波，也不得不
改变写作方式。在一些地方买一瓶墨水也不容易，我写《憩园》时在皮
包里放一锭墨，一支小字笔和一大叠信笺，到了一个地方借一个小碟子，
倒点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几下，便坐下写起来。这使我想起了俄罗斯作家
《死魂灵》的作者果戈理在小旅店里写作的情景，我也是走一段路写一
段文章，从贵阳旅馆里写起一直到重庆写完，出版。有一夜在重庆北碚
小旅馆里写到《憩园》的末尾，电灯不亮，我找到一小节蜡烛点起来，
可是文思未尽，烛油却流光了，我多么希望能再有一节蜡烛让我继续写
下去。。。
那种日子的确不会再来了。我后来的一部长篇小说《寒夜》，我知
道在日本有三种译本，这小说虽然是在战时的重庆开了头，却是在战后
回到上海写成的。有人说这是一本悲观的小说，我自己也称它为“绝望
的书”。我描写了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死亡，来控诉旧社会，控诉国
民党的腐败的统治。小说的结尾是重庆的寒冷的夜。1979 年在法国尼斯
有一位女读者拿了书来，要我在扉页上写一句话，我就写着：“希望这
本小说不要给您带来痛苦。”过去有一个时期，我甚至害怕人在我面前
提到这本书，但是后来我忽然在旧版日译本《寒夜》的书带上看到“希
望的书”这样的话，这对我是多大的鼓励。说得好！黑暗到了尽头，黎
明就出现了。
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开始学习马克
思主义（但是我学得很不好）。我想用我这支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改写
新人新事，歌颂人民的胜利和欢乐。可是，我没有充分的时间熟悉新人
新事，同时又需要参加一些自己愿意参加的活动，担任一些自己愿意担
任的工作。因此作品也写得比较少。有一个时期（1952 年）我到朝鲜，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深入生活”。第一次接触普通的战士，同他
们一起生活，我有些胆怯。一个长期关在书房里的人来到革命军人的大
家庭，精神上当然会受到冲击，可是同时我感到温暖。指战员们都没有
把我当作外人，仿佛我也是家庭中的成员，而且因为我新近从祖国来，
他们对我格外亲热。在这个斗争最尖锐的地方，爱与憎表现得最突出，
人们习惯于用具体行动表示自己的感情，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天天都
有。这些大部分从中国农村出来的年轻人，他们以吃苦为荣，以多做艰
苦的工作为幸福，到了关键时刻，他们争先恐后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在
这些人面前我感到惭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们的心，我无法制止内
心的斗争。我经常想起我1945 年写《第四病室》的时候，借书中人杨大
夫的口说的那句话：“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我爱上
了这些人，爱上了这个环境，开始和他们交了朋友，我不再想到写作。
我离开以后第二年又再去，因为那些人、那些英雄事迹吸引了我的心。
我一共住了一年。第二次回来，还准备再去，但是别的工作拖住了我，
我离开斗争的生活，旧习惯又逐渐恢复，熟悉的又逐渐变为生疏，新交
的部队朋友又逐渐疏远，甚至联系中断。因此作品写得不多，更谈不上
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此外，我经常出国访问，发表了不少歌颂人民友
谊事业、赞美新社会和新生活的散文。但这些竟然都成为我的“罪证”，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作为“大毒草”受到批判，我也被当作“大
文霸”和“黑老K”关进了牛棚，受到种种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十年中
给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和发表任何文章的自由。
有一个时期，我的确相信过迫害我的林彪和“四人帮”以及他们的
大小爪牙，我相信他们所宣传的一切，我认为自己是“罪人”，我的书
是“毒草”，甘心认罪服罪。我完全否定自己，准备接受改造，重新做
人。我还跟大家一起祝过林彪和江青“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十年
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决心抛弃写作，认为让我在作家协会上海
分会的传达室里当个小职员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帮”的爪牙却说我连
做这种工作也不配，仿佛我写了那些书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样。今天我自
己也感到奇怪，我居然那样听话，诚心诚意地，不以为耻地卖力气地照
他们的训话做。但后来我才发现这是一场大骗局，别人在愚弄我，我感
到空虚，感到幻灭。这个时期我很可能走上自杀的路，但是我的妻子萧
珊在我的身边，她的感情牵系着我的心。而且我也不甘心就这样“自行
消亡”。我的头脑又渐渐冷静下来了。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别人，
以后即使受到“游斗”，受到大会批判，我还能够分析、研究那些批判
稿，观察那些发言的人。我渐渐地清醒了，我能够独立思考了，我也学
会了斗争的艺术。在批斗了七年之后，“四人帮”及其党羽王洪文、马
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六个人在1973 年7 月忽然宣布，“决定”把我
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只许我搞点翻译。
这样，他们把我打成了“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他们把我赶出了文艺界，
我也不想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我找出四十多年前我就准备翻译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