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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联合国的意愿对伊拉克宣战的做法的正义性，把伊拉克描绘成一座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兵工厂的做法。官方对诸如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暗杀肯尼迪总统这样一些历史事件的解释，也尚未经得起客观的学者们所进行的批判性审查。就这些方面而言，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的逐渐丧失都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因而根本不仅仅是一种对当今与共和党右派联系在一起的领导人所进行的、具有党派偏见的谴责。不过，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它确实提出了一个具有根本性的、令人难以忘怀的问题。人们为什么应当把官方有关9。11事件的说明，当作神圣而不容质疑的说明来对待并信以为真，特别是为什么应当按照现状而把这种说明当作全部世界历史上的某些最危险的事件的根本原因来对待呢？
正像格里芬已经表明的那样，即使为了得出所谓官方有关9。11事件的说明完全不值得相信这样的结论，也没有必要赞同所有各种可疑的推论。他的研究是建立在官方已经宣布发生的事件所具有的许多薄弱环节之累积性强烈影响之上的——这些薄弱环节与增强人们的注意力、促成攻击的可能性的几种行动迹象有关，与存在于政府和媒体关于这场攻击的描述和关于实际发生的事件的独立证据之间的、特殊的不一致有关，也与政府不愿意和人们所付出并已经逐渐增强的、进行探究的并不完备的努力进行合作有关。本书的任何一个部分都可以证明格里芬的下列基本意向是正确的，即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都应当得到有关这个灾难性的日子为什么出现和如何出现的、具有综合性的、可信的、直截了当的说明。今天，走出这样一步，就可以具体展示本·富兰克林迄今为止仍然存在的智慧——当有人问他费城的立宪会议究竟得到了什么结果的时候，他回答说：“只要坚持做下去，它就会成为一个共和国。”
关于本书引 论
一直有人把9。11的攻击与日本人对珍珠港的攻击进行比较。例如，热衷进行调查的记者詹姆斯·班福德就曾经把布什总统的行为描绘成“处于今日珍珠港之中。”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下简称CBS）新闻曾经报道说，在9月11日临上床之前，总统本人曾经在其日记之中写道：“21世纪的珍珠港事件已经在今天发生了。”
为了论证美国人对9。11事件的反应将会与其对珍珠港事件的反应相似，人们经常进行这
样的比较。在总统于2001年9月11日向全体国民发表演讲之后不久，亨利·基辛格就在一篇网上发表的文章之中指出：“政府应当负责进行某种系统的、人们可以希望用来终结对珍珠港的攻击方式的反应，应当负责摧毁对这种攻击负责的体系。” 在这场攻击刚刚结束便发表的一篇重要社论之中，《时代周刊》杂志强烈呼吁说：“这一回，我们再也不要愚蠢和虚夸不实地谈论‘调停’了。ˇˇ这是一个如果不培养狂暴就不可能将其作为耻辱传诸后世的日子。让我们培养狂暴吧。现在所需要的，是一种已经统一起来的、像美国人在珍珠港事件出现时所表现出来的强烈愤怒那样的、可以发挥统一作用的愤怒。”
人们通过某些比较指出，9。11的攻击的确激起了某种反应，即呼吁美国运用其军事力量；这种反应与珍珠港事件所引起的反应非常相似。通过引用布什政府即将就任的高级官员在2000年所做出的一个预测，即除非出现“一场新的珍珠港事件”、否则他们所希望的变化就不可能出现 ，澳大利亚新闻记者约翰·皮尔格（John Pilger）写道：“2001年9月11日的攻击就提供了这种‘新珍珠港事件’。” 美国军事战略研究所的一位成员在9。11事件之后指出：“公众对军方行动的支持与其在珍珠港攻击之后所做出的反应非常相似。”
这些对9。11事件与珍珠港事件的比较看来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所有的人实际上都一致承认，9。11事件是近来最重要的事件——无论对于美国人来说、还是对于世界上的其他人来说，情况都是如此。这次攻击已经为某些人对美国的公民自由进行意味深长的限制提供了基础（就像珍珠港事件导致了美国对那些日裔美籍公民的自由的种种限制那样） 。这些攻击也变成了由美国领导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对恐怖主义宣战”的基础——其中既包括在阿富汗进行的战争，也同样包括在伊拉克进行的战争，它们是这场战争迄今为止的两个主要阶段。
［xii］此外，布什政府的“对恐怖主义宣战”还被许多人认为是某种更加具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的托词。例如，菲利斯·本尼思（Phyllis Bennis）就曾经指出，9。11事件所导致的是“通过某种不受任何挑战的帝国法律，把外交政策强加给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当然，也有少数历史学家偶尔指出，美国的领导人很久以来就一直希望建立一个涵盖整个世界的帝国 。但是，绝大多数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者都认为，小布什政府的帝国主义、特别是自从9。11事件以来，已经变得更加明确、更加影响深远、更加傲慢自大了 。实际上，理查德·福尔克已经指出它是一种“全球统治方案” 。虽然在9。11之后曾经涌现出针对美国的善良意志，也出现过乐于接受其下列主张的愿望，即这种攻击使它有理由针对恐怖主义发动一场全世界范围内的战争，但是，这种善良意志很快就烟消云散了。现在，全世界的人们都在比以往更加广泛、更加严厉地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这种批判的广泛和严厉程度甚至超过了对越战期间的美国的批判。然而，美国对所有这些批判的回答就是9。11事件。例如，当欧洲人批评布什政府试图针对伊拉克进行战争的时候，就有几个支持这场战争的美国制造理由者通过指出欧洲人并没有忍受9。11攻击所造成的痛苦，来说明这种存在于观点方面的差异。
关于本书报刊界的失误（1）
即使假定了9。11事件在导致这种更加明确和更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某些观察家仍然指出，历史学家们应当回过头来把它看作是21世纪的真正开端 。不过，尽管人们实际上几乎一致认为9。11事件具有如此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公众对这个事件本身的仔细审查仍然是非常少见的。在对9。11攻击进行一周年纪念的时候，《纽约时报》曾经指出：“与人们于1912年在几个星期之内对泰坦尼克号事件的了解相比，虽然已经一年过去了，但人们对死在曼哈顿脚下的2801条生命的情况的了解仍然要少得多。” 情况之所以如
此，部分原因在于布什政府，因为后者主张任何一种调查都会分散人们对必须进行的“反恐怖主义战争”的注意力，因而抵制人们有关通过一项特别授权进行调查的呼吁。但是，公众之所以对9。11事件缺乏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下列事实，即《纽约时报》和其他主流报刊界成员并没有发表真实可信的调查报告，而这样的调查报告［xiii］本来是可以消除公众这种缺乏了解的状况的。此外，又过了一年以后，情况实际上仍然没有任何改变。在2003年9月11日，一位为《费城每日新闻》撰稿的作家提出了下列问题：“为什么过去了730天以后，我们对当时所发生的情况的了解仍然如此之少呢？”
美国报刊界尤其没有提供任何有深度的调查——官方对所发生的事件的说明究竟是不是与人们可资利用的证据、与其他表面看来合理的证据相一致 。当然，许多报纸和电视节目提出过几个关于官方报道的令人不安的问题，表明这种报道有某些成分似乎没有道理、或者说似乎与某些事实相矛盾。但是，报刊界并没有使政府官员们直接面对这些矛盾和难以置信之处。此外，大众媒体也没有向公众提供任何具有综合性的、展示他们已经意识到的所有这些令人不安的问题的概述。一些新闻记者提供了许多非常重要的报告，其中包括国际知名的获奖记者格里高里·帕拉斯特和加拿大获奖记者巴里·兹维克（参见注释16和18）。但是，即使人们已经看到了这些报道，它们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集体意识遗忘了——因为它们一直是以进行有勇气的卓越报道的个人产物的形式存在的，因而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显示出任何非常重要的意义。最后，虽然有许多在其他情况下可靠的个体提出了对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