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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可以概知“盛世”初期所达到的发展水平。
在朝廷数十年坚持奖励垦荒政策的鼓励下，各省的土地耕种面积持续增加。例如，“遭叛逆之变，地方残坏”的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田亩抛荒，不堪见闻”。自康熙二十年平定叛乱之后，到五十一年，“人民渐增，开垦无遗，或沙石堆积，难于耕种者，亦间有之；而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矣！……今国帑充裕，屡岁蠲免，则至千万，而国用所需，并无遗误不足之虞。”《清圣祖实录》，卷249，13页。
湖广、陕西人多地少，故百姓皆往四川开垦。康熙五十一年初，据圣祖称：“今四川之荒田，开垦甚多。果按田起科，则四川省一年内可得税粮三十余万。”《清圣祖实录》，卷256，14页。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九月，经清查，湖南各州县尚有荒田46 100余顷，“各属士民，无不踊跃争先，愿为开垦。”湖广总督额伦特等请求六年后，仍照下则起科纳税。圣祖从之。《清圣祖实录》，卷260，17~18页。
截止到康熙五十一年，山东民人往来口外垦地者，多至十万余。《清圣祖实录》，卷250，18页。
其他各省情况，大体如此。土地增加，人口也增加，这都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清朝的官方统计，即使不够准确，也能说明这个问题。以康熙五十年为例，自该年始，丁口为常数，滋生人丁不计入纳税范围，该年人丁为24 621 324人，至康熙六十年（1721年），每年丁口都在2300多万至2400余万之间，上下摆动，不过相差数十万，其增加数都统计在“滋生人丁不加赋”以内。康熙五十二年首记本年“滋生人丁”为60 455口《清圣祖实录》，卷257，20页。，次年，增至119 022口，几近一倍《清圣祖实录》，卷261，24页。。到康熙六十年（1721年），达到467 850口《清圣祖实录》，卷295，23页。。在将近十年中，新生人丁增长了七倍多！实际上，这些数字并不很准确。主要是农民、富户不愿多报丁口，隐瞒不报，在在皆有；其次是地方官并不认真统计丁口，漏报者也大有人在。但可以肯定，总的趋势在增加，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以上所列统计数字，为丁口之数，还不是全国户口的总数。清入关后，把人口与赋役合并统计，就是说，只统计纳税人的丁口数，而不计全国的户口总数，这给我们统计清初及“盛世”初期的户口带来颇多困难。现据国外与国内学者研究的结果认为，以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为例，全国人口约1．5亿上下何炳棣：《中国人口统计，1368—1953》，第11章。；还有的说，即在顺治六年（1650年）时，全国人口已在1亿至1．5亿之间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附录一。。此数估算过高，是不足信的。综合各家之说，平定吴三桂叛乱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全国人口在8000万左右，至康熙三十九年约为接近1亿。在进入“盛世”之际，或以康熙五十二年前后统计，应达到1亿人口或稍多一点。这一时期的人口，已接近明代全国人口最高的年份即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所计1．5亿左右。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载《清史研究》，1994年3期；又，《清代初期中国人口的估算问题》，载《人口理论与实践》1984年2期。
清初以来特别是平定吴三桂叛乱之后，全国的人口增长速度是相当快的。人口的增长或减少，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密切相关。中国历史上，每遭遇长期战乱或持续的自然灾害，人口就明显地减少，反之，社会实现了稳定，百姓生活安定，就是说，无灾无害，统治者且实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各项措施，在保持经济稳步增长时，人口就明显增加。自清初到康熙五十年前后，由大乱而达到大治，其中，自康熙二十一年以后，又赢得了三十多年的和平发展的时期，经济迅速增长，特别是宣布滋生人丁不加赋后，人口的发展尤为迅速。这正是“盛世”的一大突出景象！
土地数额的统计，一在《清会典》，一在《清实录》，二书所记略有差异。现今史家都惯以前者的统计为准。前已引证了康熙二十四年的土地数额，同顺治十八年（1661年）相比较，增长显著。史学界有一种意见，认为“盛世”时期土地数额，并未超过甚至低于明代土地最高数额的万历初年的水平。这不符合历史事实。按现今通行说法，以雍正二年（1724年）为准，引证《清会典》的记载，其土地已达到683万余顷，如果再加上未计入的军漕屯田40万顷和内务府官庄与八旗屯田17万顷，还有各省“学田”与“在官地亩”，总数已达740万顷以上。如按《清圣祖实录》所载，康熙六十年，土地达735万多顷。这两个统计数字，大体接近，实际已超过了万历初年的水平。参见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载《清史论丛》第二辑。
第四部分吏清政通人和（10）
对康熙及其后雍正、乾隆两个时期土地数额的不同认识，实际反映了我们对“盛世”时期生产水平的不同估价。在某些学术著作中，大量引述康雍乾三朝一些地方官虚报垦荒数的记载，以及三帝时此类事的批评。这种虚报的事实，确实存在。但是，由此便得出结论：清初至中叶的垦荒皆为虚数，尚不及明万历时期。这就难以令人置信。首先，一代政权的确立特别是需要巩固，必有赖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从世祖、多尔衮，到康雍乾三帝对此有切肤的迫切感，他们制定鼓励甚至强制性的政策，大力实行垦荒，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朝廷的垦荒政策同农民的根本利益有一致性，因而刺激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其结果，必然是——事实上也是，已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垦荒运动”。对此，不能低估，更不能视而不见。其次，一般来说，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的增长（具体说土地的增加）是成正比的。清初以来，人口迅速增长，特别是康熙五十一年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实际是鼓励人口的生育。农民为养活自家人口，就必须努力耕种。在这种自身需要的驱动下，多垦荒，多得土地，便是惟一解决生计的办法。如果人口迅猛增长，而土地未增加，甚至还不如一百多年前的万历初年，是很难令人置信的。如前引，到康熙五十一年，山东民人到口外垦荒已达十万余人。试想，山东地多而人少，他们何须背井离乡，远走口外！圣祖说出了问题的真相：“今地少人稠，各处人民往边外居住耕种者甚多。”《清圣祖实录》，卷250，12页。再如，东北为其“龙兴之地”，便严禁关内人进入这一封禁地区。但关内汉人主要是山东、河北等省的民人，为谋生而冲破封禁，偷偷进入东北垦荒。据统计，康熙二十二年仅奉天（沈阳）和锦州两府的民地达38．8万余亩。参见董万伦：《东北史纲》，466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这种大规模地垦荒，自顺治初至康熙末，持续近七十年，到雍乾时，过去了百五十余年，朝廷还在千方百计鼓励垦荒，土地岂能不大幅度增加！如把垦荒个别虚报当成全部事实，那就等于说自清初百多年来越垦荒，就越没有土地？此种议论，显然不合情理。
过高地估计清初以来的垦荒成就，固然远离了事实，但过低地估计同样远离了事实。惟有从官方正反两个方面记录的史料做出科学的分析，才能得出接近史实的结论。
土地的增广，带来了粮食及其他经济效益的增长，封建国家的财政才会得到根本保证。自顺治初期财政的窘况，到康熙时的富裕，正是耕种土地面积扩大、农业连年丰收的写照。康熙五十一年，圣祖也说：“比来屡岁丰登。”《清圣祖实录》，卷250，12页。农业的连年好收成，给国家积累了财富，故有实力屡年蠲免钱粮。据载，康熙六年（1667年），库存银仅248万余两，至十二年吴三桂叛乱时，国库存银2135万余两。从三十一年到六十一年，共30年中，每年库存银都在3000~4000万两之间，最高时达到4736万余两。《康雍乾户部银库历年存银数》，载《历史档案》，1984年4期。参见《清代全史》第3卷，第94~95页。这些财富的积累，毫无疑问，皆赖农业生产的发展。前已强调，自康熙五十年为始，全国周免钱粮一次，加上此前此后各省各地区稍一受灾，即予蠲免，累计所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