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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五月，命大学士勒德洪、明珠、李霨、王熙、吴正治为总裁官；内阁学士麻尔图、阿哈达、金汝祥、王鸿绪、汤斌等为副总裁官，负责纂修《大清会典》。圣祖极为重视，强调：“朕闻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法治，著为道揆，布在方策，用以昭示臣民，垂宪万世至弘远也。”按照他的意图，将太祖、太宗、世祖三朝“诸凡命官定制”纂成“会典一书”，“克成一代之典”，后世子孙及臣庶遵守而无弊。《清圣祖实录》，卷115，12~13页。历六年之功，《大清会典》于康熙二十九年五月“告成”。圣祖亲自作序，再次阐明修纂此书的意图和意义。《清圣祖实录》，卷145，18~19页。
在《大清会典》告成之时，礼部等衙门诸臣请求纂修“三朝国史”，即太祖、太宗、世祖三朝的历史。经议，圣祖命大学士王熙为监修总裁官、大学士伊桑阿、阿兰泰、梁清标、徐元文为总裁官、尚书张玉书、张英、左都御史陈廷敬、侍郎李振裕、库勒纳、内阁学士朱都纳、星安、博济、布彦图、郭世隆、彭孙遹、副都御史王士正、詹事尹泰等为副总裁官，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写作班子，命其“督率在馆诸臣”，博采掌故，“折衷至当，裁订成书。”此事“炳燿丰功，宣扬至治，甚盛典也。”《清圣祖实录》，卷145，2~3页；11~13页。
康熙三十年（1691年）三月，满文《通鉴纲目》告成。此书原为宋代朱熹从《资治通鉴》中辑出要目，去繁就简，编为《通鉴纲目》。圣祖爱读此书，朝夕披览，详加批注。他感到是书有裨于治道，即于内庭设立书局，将其翻译成满文，他“躬亲裁定，为之疏解”，历三年多，“全集告竣”。他为之作序。《清圣祖实录》，卷150，16~18页。圣祖为提高满族人的文化素养，尽快掌握汉族的典籍，通晓儒家思想要义，亲自挑选经书，组织翻译成满文。在翻译《通鉴纲目》之前，已于康熙十九年将《日讲书经解义》译成满文刊布，亲自送给诸王、贝勒、贝子、公、内大臣、都统以下，阿思哈尼哈番（官名，为二品世职，汉名男爵）以上及满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国子监祭酒等每人一部，供这些满族官员学习。不久，又将汉文本的《日讲书经解义》分发给汉大臣每人一部，同满大臣一样，责令其认真学习。《清圣祖实录》，卷93，10、12页。至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三月，据圣祖说：“比年以来，如《朱子全书》、《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广群芳谱》，并其余各书，悉加修纂，次第告成。”他又提出，要编“字学”的书，责成大学士做出规划。《清圣祖实录》，卷241，13页。圣祖组织翻译汉文典籍，加速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满族中的传播，促进和加快了满族汉化的程度，使得两个民族的关系进一步变得融洽起来。
在进入“盛世”前，从圣祖到诸臣，从中央到地方，从全国各地征选名儒学者，组织编辑、纂修、翻译的书相当丰富，不下数百种。一个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如此重视文化，大量起用知识分子，给他们以用武之地，并将此视为治国大计，不能不令人钦佩。毫无疑问，圣祖是为巩固大清王朝的统治而做，但不容否认的是，他的一系列作为，都有利于社会走向安定，由乱入治，给中国封建社会的新发展带来了生机。我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给予充分肯定的。
第四部分吏清政通人和（1）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从中央到地方，从内地到边疆，上自朝廷重臣，下至封疆大吏，以至各基层吏员，他们分掌国家或地方的部分权力，实行专制统治。他们的思想素养、品行、作风及才能、趋向时尚，便构成了吏治问题。吏风端正，社会便安定，百姓生计有保障，而吏治一旦败坏，种种腐败由此而生，政权的危机就会到来。史治的邪正，又与最高统治者皇帝的为人为政息息相关。
逐步进入“盛世”的清朝，吏治日见清明，人心安定，可以用“政通人和”来概括。这一良好的政治环境，是圣祖在继承前辈的成果基础上，统率一批治国贤臣，共同营造的。纵观中国历史，每当有杰出帝王当政，必有一批能臣辅佐，奋力开拓，社会便实现稳定，迅速发展，走向繁荣。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我们不能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但是，我们也知道，每一个繁荣的时代，一定需要伟大的人物，或杰出的人物来统率，而且不是一个人，恰是一个团结一致的政治集团。他们依靠“集体”的努力，来创造一个时代的新的文明。假如都像秦二世、隋炀帝等人那样，历史就不会发展，即使他们曾有过辉煌的创造，其结果也会被他们的荒淫无道所葬送。
圣祖是个雄才大略的一代杰出人物，已为人们所皆知。人们只知他的才能卓著，对于他的为政的思想及个人品格知之不多。作为一个帝王，或如今天所说的领袖，其个人品质、政治与文化素养，乃至性格，都是至关重要的。他的品格之高下，作风之优劣，直接影响他周围的一群人，这指的是辅佐他的文臣武将，因而也直接影响对国家的治理。圣祖深知此中的道理。康熙十九年（1680年）四月，他在听完讲官进讲《尚书》后，表达他的见解，说：“观《尚书》内，古来君臣，无不交相劝勉。如此，何忧天下不治！”《清圣祖实录》，卷89，16页。换言之，天下大治，有赖君臣相互勉励和实心共事。圣祖的这段话，是他读《尚书》的体会，却也道出了对历代为政的经验总结。
勤奋、刻苦，是圣祖最优秀的品质之一，他用行动为群臣做出了表率。圣祖勤于听政是任何帝王都无法比拟的。清入关初，规定皇帝每月逢五之日亲临太和殿处理政事，其他日子，则不定期的到乾清门，办理各项要事。照此规定，每月逢五之日听政，一个月也不过五六天，还有不定期听政，由皇帝自行灵活掌握，其勤惰亦见分晓。圣祖亲政时，便更改此项制度，除继续实行逢五日临朝，改为每天到乾清门听政理事，“嗣后日以为常”《清圣祖实录》，卷23，5页。，直到晚年，未曾中断过。皇帝听政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春夏两季定为每天卯时（晨5~7时）、秋冬辰时（晨7~9时）御门听政。每月赶上五日一朝，也照常到乾清门听政不误。除了听政，还要到弘德殿学习经书，听进讲官讲解，剩余时间便阅奏章。所以，每天都忙，也很紧张。他能做到数十年如一日，是一般帝王难以做到的。到了炎夏之时，他移驻中南海瀛台避暑，仍然是“每日侵晨，御门听政，未尝暂辍”，要求百官等“各勤职掌，时来启奏。”《清圣祖实录》，卷103，2页。有时，因为生病，不能亲临乾清门听政，就命诸臣进宫奏事。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十月，因病，在宫中批阅奏章。他深感不安，说：“朕听政三十年来，无日不见诸大臣，共相咨议。今处宫中，虽日理奏章，未尝废事，而与诸大臣悬隔，思之如有所失”。坚持每天必与大臣们见面，当面商定国家大事。《圣训》，卷7；《清圣祖实录》，卷149，3页。参见《康熙帝的治国艺术》。过了几天，又有大臣看到圣祖过于辛劳，建议由每日听政改为三天或五天一次，一般奏章改为由内阁送呈。圣祖很理解臣属爱护之意，语重心长地说：“朕惟致治，务在精勤，久道期于无。朕亲庶政，早夜孜孜，靡敢暇逸，冀与大小臣工，共图熙绩。”又说：朕三十年来，每天早晨听政，已“习以为常”，今若更改，“非励精求治”之道，况且坚持已久，不能中道改变。他善意地说服了诸臣，仍按规定每日视朝。《清圣祖实录》，卷149，4~5页。最难的是，圣祖始终“未明求衣，辨色视朝，日与大小臣工，率作省成”，共图治道，在位六十余年，“早夜孜孜，有如一日。”《清圣祖实录》，卷115，13~14页。明朝的懒惰皇帝明神宗长期隐居后宫，20年中不曾视朝，不与诸臣见面。两厢比较，勤惰分明，天地悬差！
再说批阅奏章，尤属辛苦。每天，从全国各地送来大批奏章，不论多少，圣祖都亲自逐字逐句批阅。例如，在吴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