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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瞩目，今服饰、颜面，大异往时。”他指出，这是因为国家承平日久，国帑富饶的结果。《清圣祖实录》，卷219，8~10页。
四月，圣祖驾临清口，舍舟登岸，行至高家堰，遍阅河堤，又到惠济祠，察看堤坝，就坐在大堤上，对随行的大学士诸大臣及治河的大臣们说：“朕留心河道，亲阅者屡矣。河之形势，必身历其地，始知成功之次第。朕每至河上，必到惠济祠以观水势。”他回忆起康熙三十八年前的情景，说：那时，黄水泛滥，你们现在所站立的地方，都是黄河洪水。从船中望去，河水与两岸一般高，两岸四周都可看得清楚。以后，水渐归河道，岸高于水面，而今岸比水面又高出一丈有余，清水畅流，逼使黄河水竟抵北岸，“黄流仅成一线。观此形势，朕之河工大成矣！”《清圣祖实录》，卷220，16页。
圣祖以亲临现场考察，得出了“河工大成”的结论，是符合实际的。
康熙四十六年正月，圣祖作第六次南巡，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此行，还是“阅河”，验看治河工程质量，以及效果如何。他看到靳辅生前所修工程已历二十余年，仍“极其坚固”，又听到沿河百姓对靳辅的称颂，深受感触，说：“自明末流贼李自成决坏黄河之后，一经靳辅修筑，至今河堤略不动摇，皆其功也。”他尤其强调靳辅开创中河，粮船免行180里之险的重大意义，“至远且大”，这是前后历任河道总督都不能相比的。圣祖全面肯定靳辅治河的功绩，修复了黄淮故道，“漕运大通”。他的治河之法俱在，在他以后历任总督虽有所损益，但其“规模措置不能易也”。《清圣祖实录》，卷229，20~22页。
圣祖重议靳辅生前功绩，是因为他看到靳辅主持修的工程，都经受住了岁月与洪水冲击的考验，发挥并产生出难以估量的社会效益，也说明治黄、导运都取得了成功。此次南巡，他亲眼看到：“黄、淮俱已安流，运河较前深通，重运无阻。”《清圣祖实录》，卷230，2页。自此，黄河“安澜顺轨百有余年”《淮安府志》，“仕迹”，卷27。。
自康熙十六年三月起用才能卓著、清廉为官的靳辅为河道总督，次年正月上治河八疏，经几次讨论，修订治河规划，即开始实施，自那以后，到康熙四十六年，花去整整30年的时间，圣祖六次南巡，亲自考察，全面指挥治河，不惜投入巨资，彻底整治，终于将肆虐半个世纪的黄、淮河驯服，运河通畅无阻，实现了圣祖变害为利的战略目标。治河的成功，奏响了一曲人定胜天的凯歌。这不只是圣祖和他的能臣们的少数人的功绩，也是中国劳动人民创造性的一大功绩。
第四部分治河安邦治国（7）
治理黄、淮30年，就是治国的过程。黄淮治理成功之日，亦是天下大治之时。当然，除了治理黄淮，在全国范围内，还展开了对其他各有害河流的根治，如，修治了京畿地区的永定河、江浙地区的太湖，疏浚刘家、吴淞、黄浦三江等，在其他各省也在兴修水利，都取得了实效。《清代全史》，卷3，122~129页。这些大小工程大都是在康熙五十年前先后完成的。换言之，是在治黄淮的带动下，逐渐完成的。可以说，为害最大，也最难治的黄淮得到治理，突出表明天下已达到大治。
随着治黄、淮不断取得进展，水患得到控制，灾害大量减少，农业状况迅速得到改善，国家财富逐年增加，财政日益好转，百姓生活日见充裕。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地区，欣欣向荣的景象随处都可以见到。康熙四十二年十二月，圣祖刚刚结束对山西、陕西等七省巡视，他看到“畿辅、秦晋，民俗丰裕；江浙则较三十八年时更胜。”《清圣祖实录》，卷214，18页。次年，他向户部官员回忆“昨岁南巡至浙江”，亲“见其农桑遍野，户口蕃殖，闾阎气象，较胜于康熙三十八年巡幸之时。”《清圣祖实录》，卷217，17页。
四十三年六月，据山东巡抚报，“今岁春麦大获”，又询问从山东来的人，“咸云民生大有起色，不似从前被灾景象。此甚非易致也。山东百姓，今始获苏。”《清圣祖实录》，卷216，14页。
四十四年（1705年）四月，圣祖南巡至杭州。他在浙省，“见民间生聚殷繁，菜畦、麦陇远近弥望……”《清圣祖实录》，卷220，3页。在南巡途中，他同大臣们谈到，今口外（指长城外）马厂已繁殖马达10万匹、牛有6万头、羊至20余万只。在此之前，圣祖北巡塞外，所见“牲畜弥满山谷间，历行八日，犹络绎不绝也。”《清圣祖实录》，卷220，13~14页。牲畜是蒙古人的惟一财富。牲畜繁衍之盛，足见蒙古人生活安定，财富逐年增长。
同年八月，圣祖北巡内蒙地区。察哈尔蒙古奏道：“累世受皇上天高地厚之恩，马与牛羊皆得繁息，男女老少惧享安乐于盛世。”巴尔虎蒙古奏道：“我等系绝域微末之人，蒙皇上收恤养育，又无差徭，今各得其所矣。”厄鲁特蒙古则奏说：“我等原系负罪不赦之人，蒙皇上如天好生，特为免死……编入旗伍，安插牧地，赐以牲口，五六年间，牲口繁息，生计丰饶。”《清圣祖实录》，卷222，7页。
……
全国各地，从边疆到内地，从长城内外到大江南北，到处都呈现出兴旺的景象，社会安定，生活好转，人心也基本安定下来。圣祖以治河为中心，兴修水利，除害兴利，达到了治国的目的，已大见成效。社会经济继续朝着繁荣的方向发展，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盛世”即将到来！
第四部分富国裕民新政（1）
中国历代治国都把“家给人足”作为最高目标。那些有作为的明君为此而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所谓“家给人足”，简单地说，家家有地种，生活充足，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没有流浪的，也没有讨饭的，每家都安居乐业。这不仅是历代统治者的政治理想，也是家家户户梦寐以求的愿望。在一个小农的社会里，这些就构成了全社会的共同追求。自秦以来，到清以前，历两千年的奋斗，可以说，没有一个朝代能完全实现“家给人足”。根本问题是，在存在阶级剥削与压迫的社会里，总有少数人富足，而大多数人总是要受穷的。所以，“家给人足”不过是个乌托邦似的空想。
历代统治者永远也不明白这个道理，清朝统治者同样不懂，但仍在追求“家给人足”的治国理想。圣祖就很清楚地设计了他为政的蓝图：“政事务求当理，官职务在得人”，其最终目的是，“期于家给人足，百姓乐业而已”。《清圣祖实录》，卷99，11页。
自清入关以来，迄至康熙初年，“家给人足”对清朝来说，还是个遥远的目标，就清初现状来看，这一目标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即，这并非夸张。顺治之世，一边进行统一战争，一边在所辖地区恢复生产。在大规模战争结束后，全国所受战争破坏，尤其是自明万历中期以后，屡经天灾人祸的侵袭，社会受到的创伤真是太重了，人民遭受的苦难又是何等之深！所以，入清后，要全面恢复谈何容易！
圣祖即位的十余年中，已开始转向经济，岂料八年的三藩之乱，不仅中断了经济的恢复，严重的是，国家和广大百姓又遭到一次战乱的劫难。战后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景象，令人触目伤心。圣祖在他的诏书中，在他的谈话中，不止一次地为我们描绘了社会残破、百姓困苦的窘况。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他对朝廷大小官员们说：在吴三桂叛乱的数年中，水旱灾频降，各种灾害累累发生，军队疲于征调，百姓困于转运，为此而受困的人，尚未恢复元气。因战争而不能保障军队供给，只得裁减官员俸禄及各项钱粮，并加征各项银两。战争结束后，他们应得的俸禄还没有恢复到原先的标准。《清圣祖实录》，卷99，10页。这还不困难吗？
又过了几天，圣祖为平叛全胜，颁诏天下，内中描绘出乱中及乱后社会凋敝的惨状：“自变乱以来，军民荼苦，如在水火；披坚执锐，卒岁靡宁；行赍居送，千里相望；被兵之地，既罹于锋刃，供亿之众，复困于征输。”《清圣祖实录》，卷99，16页。
种种困苦，不一而足。这是在顺治年间刚有点复苏的迹象，经三藩之乱，如前已叙及天灾有黄河屡决，旱灾不断，可以想见，经济破坏的程度和百姓灾难的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