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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乾盛世-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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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织造、提督东厂,用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视行营,用太监冯元升下到户部发饷,命太监吕直劳军,以司礼太监沈良佐、内官太监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司礼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提督京营。崇祯四年(1631年),由俭进而把太监派到各边疆军事重地和前线,授给他们监督将帅和军事行动及粮饷的权力,还充当皇帝的“信使”,代表皇帝劳军、转运粮饷、侦探将帅言行,等等,名曰“监军”。他们成了皇帝的“钦差大臣”,将帅们的“太上皇”。经调整后,对他们作如下安排:    
    王应朝往关宁(指山海关、宁远);    
    张朝元往蓟镇东协;    
    王之心往蓟镇中协;    
    邵希韶往蓟镇西协;    
    李奇茂监视陕西茶、马;    
    吴直监视登岛兵饷;    
    高起潜监视锦(州)、宁(远);    
    王坤等分别监视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今山西大同)    
    在京中也用太监监督各部门,如,用张彝宪总理户部、工部事务,用唐文征亲督京营军队,等等。《明朝纪事本末》,卷74,“宦侍误国”。    
    太监本不懂政治、军事,更无理财的才干,但他们借皇帝名义,狐假虎威,高踞各地方督、抚、将帅之上,指手画脚,稍不如意,便向皇帝报告,被告者不是被革职,便被捉拿治罪。逼得督、抚或将帅不得不曲意奉承,极力巴结,甚至双方勾结,蒙蔽皇帝和朝廷。    
    太监凭借特权,搜刮民财,千方百计巧取宫中财物,索取贿赂,暴敛财富,个个富有。“有明之富不在官,不在民,而皆在诸宦寺及藩邸。”《讠叟闻续笔》,卷3。这就是说,太监与封藩各地的朱姓诸王是明朝社会最富有的人!还有,由俭不断地给予赏赐,晋级加冠,也是他们增加财富的一个来源。据估计,明末“太监家私何止数百万”,大概并非是夸张之语。《明清史料》丙编,33页。    
    太监专横,违法乱纪,打击和迫害不合己意的朝中或边疆大员已引起正直大臣们的愤怒,他们纷纷上奏章反对太监干政,指斥太监的妄行,于是,又引发出一场持续不断的党争。    
    崇祯五年(1632年),工部右侍郎高弘图上疏说:“臣所在工部有公署,中则有尚书,旁列侍郎,这是制度所规定的。但是,让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两部,高踞尚书之上,这不是有辱朝廷而亵渎国家体制吗!”    
    南京礼部主事周镳上疏,不胜感叹地说:“内臣用易而去难,此从来之通患。”    
    山西提学佥事袁继咸对太监作威作福,指令各级官员见面先朝拜他们十分不满,上奏章诉说心中不平:诸臣还没觐见天子,先拜太监,还让士大夫有廉耻吗?当初魏忠贤势力嚣张时,认他为义父的义子在夜里趴在地上朝拜,都还感到耻辱,如今光天化日之下,竟向太监朝拜,反倒不感到奇怪!国家自有觐见制度,二百余年未听说有这样的事。所以,我为此叹息。他参劾的是太监张彝宪等人,张不服,也向由俭申辩。袁继咸又上疏再辩:“知府见巡抚、总督行下属礼,这是典制,地方大员见太监行下属礼,这也是典制吗?地方司员至京,先向吏部报到,这是典制,而先拜谒太监,这也是典制吗?太祖高皇帝(指朱元璋)立法,太监不得参与外事。如果一定用太监约束各级官吏,这是以往所不曾有过的事!”    
    崇祯九年(1636年)十月,工部侍郎刘宗周向由俭发出呼吁:“今天下缺乏人才,还不至于尽出太监担当重任,他们的实权和地位等于总督,那么,将置地方总督于何地呢?而且小人与太监每每相互标榜,势必造成党争。”《明史记事本末》,卷74,“宦侍误国”。    
    类似这样的奏疏,书不胜书,诸臣劾太监,太监劾诸臣,把朝政搅得混混沌沌,难见清明,但结果总是太监得胜。因为太监得到皇帝的偏袒,百般保护,而劝止重用太监的大臣,特别是揭露太监劣迹的人,都受到皇帝的惩罚,轻则训斥,重则降级或罢官。像前边提到的高弘图因与太监不能共事,连上七道奏疏,请求退休,由俭一怒之下,将他削籍为民。周镳刚直不阿,揭了太监的短处,含蓄批评皇帝袒护太监也遭到同样的下场文秉:《烈皇小识》,卷3。。袁继咸批评太监劣迹,被皇帝痛斥一顿。即使揭发是实,由俭也“不听”、“不问”,听之任之。相反,还极力为其辩解。崇祯九年(1636年),由俭任命太监提督天寿山,当天接到命令,当时就出发了。他抓住这种类似的小事,对阁臣们说:“内臣(指太监)即日就道,而侍郎接到命令三日未出,为什么还责怪朕用太监呢?”只要太监想整哪个官员,由俭很快就批准,予以惩治。由俭初政时,改变先朝用太监的政策,不幸的是,他又重蹈覆辙!


第一部分农民摧毁明朝(3)

    明末党争,同时也在朝廷官员之间进行,他们各立门户,各聚集同伙,相互攻击。兵部员外郎痛切指陈党争之祸,说:“当事者借皇上(指崇祯)刚毅,而佐以舞文击断之术;借皇上综核,而弛其讼逋握算之能……皇上图治之圣心,为诸臣斗治之捷。”文秉:《烈皇小识》,卷3。    
    政治混浊,文武不和,言官攻讦,太监专横,监察失察,崇祯朝的腐败一发不可收拾。在农民军与清军的内外夹攻下,由俭“用法益峻,功罪不假贷”《明史·郑崇俭传》,卷260,731页,见《二十五史》,上海书店,1985(下同)。,许多封疆大吏,朝廷要员都成了政治败坏的牺牲品,冤死在屠刀之下。据统计,崇祯朝处死的总督大员达七人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卷36,819页,中华书局,1984。,他们是:刘策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因崇祯二年(1629年)清军由大安口突入长城,没有抵御,受到弹劾,于次年正月被逮捕,处以死刑《明史·刘策传》,卷248,693页。;袁崇焕受任为兵部尚书、蓟辽督师兼督登莱、天津军务,是抗清名将,由俭听信流言,又误中皇太极反间计,将他逮捕。魏忠贤余党王永光、高捷数人乘机“谋兴大狱”,群起而攻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崇祯三年八月,处以残酷的磔刑而死《明史·袁崇焕传》,卷259,729页。;杨一鹏身负漕运总督、江北四府巡抚重任,以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失陷祖陵所在地凤阳罪被诬告,斩首处死《明史·杨一鹏传》,卷260,732页。;郑崇俭为陕西三边总督,以镇压张献忠农民军不力,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五月被斩首《明史·郑崇俭传》,卷260,732页。;熊文灿任兵部尚书、兼任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总督,同张献忠作战失败,不问原因,于崇祯十三年十月被处死《明史·熊文灿传》,卷260,731页。;赵光忭任蓟州、永平、山海关、天津军务;范志完任蓟辽督师,协同抵御清军,以逗留不进,怯懦不战等罪,同时被捕,于崇祯十五年四月被斩于北京西市《明史·赵光忭传》,卷259,729页。。    
    除以上七人,还有遵化巡抚兼都御史王元雅于崇祯二年因清军攻克遵化,畏罪自尽《明史·庄烈帝本纪》,卷23,44页。;同年,万历时任辽东经略、四路丧师的杨镐,被言官追论当年丧师之罪,交章攻击,终被逮处死《明史·杨镐传》,卷259,724页。;崇祯五年(1632年),又处死天启二年(1622年)丧师于广宁的巡抚王化贞《明史·王化贞传》,卷259,727页。;九年,宣大及山西总督梁廷栋也以京畿遭清军残破畏罪自杀,兵部尚书张凤翼亦惧罪与梁同服毒死《明史·梁廷栋传》,卷257,717页。。    
    这些人都受命于危难之时,大多还能尽心报国,很不幸的是,他们都没有死于战场,却一个个被推上了断头台,死于非命。他们中确有些人犯有过失,以功抵罪,至多革职而已。朱由俭刚愎自用,多疑而猜忌,听任言官随意攻击,大开杀戒,不仅诛杀了大批督抚一级的要员,就连总兵一级的将领也杀了不少,致使国家丧失大批有用人才,再加上死于战场的,再也无人给他效命了。清朝修《明史》,就袁崇焕冤死一事评论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史·袁崇焕传》,卷259,729页。袁崇焕死得早,其后死的人没有谁能超过他的胆识和能力。所以,从人才的惨重损失也看出明朝必亡的征兆。俗话说:千军易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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