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仁窃谥沂道斫獾耐保钟兴≡瘛⒏谋浜痛葱拢绱瞬拍苁沟么秤胧澜缁婪⒉Ｒ虼耍吕锎镆辉俦绯疲鑫抟馕吮晷铝⒁於写车乃劳觯且宰钪沂岛妥钅谠诘姆绞浇沂痉治龆韵蟮摹跋薅取焙汀敖峁埂保缓笤谡庖唤峁鼓诓勘谎挂值牡胤酱蚩笨冢骋珊推苹邓佣幌阅谟胪狻⑾衷谟虢吹那植皇墙┧赖暮途缘模窍嗷ソ恢突ノ钩涞摹；谎灾庠谟胛蠢匆严瘛坝牧椤币谎圆豢稍ぜ姆绞角娜焕戳佟！ �
不过，解构论著决不可轻言“胜利”（因为一旦如此，他就会成为新的解构对象），而是像《旧约圣经》中的先知那样，不断地警告世人，预言救世主的即将来临。
德里达就是这样一位“当代先知”。比如在谈到“差异政治”时，他在肯定为了纠正以往的“性别歧视”、“种族歧视”而励行有偏向地扶持“弱势群体”的政策的同时，又指出这种“政治正确”观念的僵化和荒谬。德里达在对话中特别提到一部美国影片《死亡先生》。主人公以人道原则的名义，主张取消电椅、绞刑和毒气室等执行死刑的手段，代之以注射死亡这种更人道的结束生命的方式。为些，他开始考察和研究起世界各地的毒气室，包括二战期间纳粹设立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毒气室。他很纳闷：“真的存在过这样的毒气室吗？”带着这个疑问，他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旧址，想探查个明白。他首先从“毒气室”的石头上进行取样，然后拿到实验室去鉴定，结果他发现这儿根本就没有过什么毒气室。于是，他就到欧美各地去讲演，公布他的这一发现。，岂料想，他却为此受到法律的制裁，因为在美国，否定纳粹的“毒气室”以及大屠杀是违法的，也即“政治不正确”。
对于这一判决，身为犹太人的德里达却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种制裁是与民主不相容的。因为民主的根本就是言论自由，应该允许存在反对的声音，更何况这位“死亡先生”还进行了一番科学探究，所以要制止反犹主义，就需要展开民主的辩论，要有“真金不怕火炼”的精神，用历史资料、人证、物证来驳倒“死亡先生”的发现。
这种真诚的辩难精神在这本对话录中，贯穿始终，也是德里达的解构思想最令人感动的地方。虽然他曾遭受无数恶意的攻击和人格羞辱，但是比起苏格拉底和耶稣来，他还是幸运的。苏格拉底曾自诩是雅典的“牛”，以“叮咬”雅典这头牛为志业，希望希腊人警醒，反省什么是真正的生活态度；耶稣亦是如此。但是最后，一个被指控“毒害青年和亵渎神灵”而处鸠死，而另一个则被犹大出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相比之下，德里达则有惊无险，不断地周游世界各地，忙于揭示我们文化体制的各种局限及其新的可能性。这也许是人类社会有所进步的标志之一吧！
第一部分第1章 选择精神遗产（1）
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以下简称卢）：首先，我想回忆一下过去，回忆我们共同经历的历史。今天，评论20世纪70年代的思想家并否定他们的作用已成为时髦的事情。有些人不加选择地批评那个时代以“结构主义”为标志的哲学理论著作，指责这些著作过分强调反叛精神，过于崇拜唯美主义，在语言上搞形式主义，对人道主义持怀疑态度等等。我认为这种一概否定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应该用另一种态度看待过去，那就是“有选择地”继承过去的精神遗产，按照您的说法就是：既不全面否定，也不全盘接受。
您是20世纪下半叶哲学思想的继承者，而那个时代的不少哲学理论已被当今社会所否定。您对这些理论著作，特别是对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米歇尔·福柯、路易·阿尔杜塞、雅克·拉康的著作进行了“解构”。这些人健在的时候，您就同他们一起研究，解释和教授埃德蒙德·胡塞尔、马丁·海德格尔或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的理论著作。
正是在那个时候，大约是在1967年前后，我开始阅读您的著作，特别是《论文字学》与《写作和差异》。那时，与我同年代的文科大学生对前卫文学和费迪南德·索绪尔及罗曼·雅各布松的解构语言学怀有极大的兴趣。当时这些具有反叛思想的语言学家和文学家们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人的各种功能是由语言、文字符号、语言形成之前的文字以及弗洛伊德所说的下意识来决定的。我们这代人在尊重让·保罗·萨特的政治主张的同时，也指责他不愿深入研究人的下意识形成的过程，并批判他有关人道主义的观点 。
此后，我对您也给予了批评，尤其是1970年春由法共报纸《新评论》在克卢尼市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我对您的批评最为直接。我认为您对这些精神遗产进行了解构，但对这些遗产又不够忠诚。我认为自己表现得比您更忠诚，但又不是盲目地忠诚。再往后，我的观点逐渐与您的接近，我认为您是有道理的，不要直接地肯定或否定前人的著作，应该让这些作品自己去讲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缺陷、矛盾、含义和道理自然会显现出来。由此您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对于精神遗产，最忠诚的方式是不忠诚，也就是说不句句照办，不完全照搬，而是批判地继承。1983年，您在一次研讨会上讲：“我是个继承者，尽可能地忠诚于前人的精神遗产。”您认为列维纳斯也是“批判地继承了本体论主义”。
对这些精神遗产持真正批判态度的人是以后才出现的，大约在1986年。那一年，卢克·费利和阿兰·雷诺出版了一本名为《六八年的思想》的书，此书引起了很大反响。
今天，从某种意义上讲，您是这些丰富的精神遗产的最后一个继承人，我敢说您是这批思想家中惟一健在的人，因为除了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外，其他人都去世了。但您通过对他们著作的解构，使他们获得了新生，使他们能够重新与人们对话，但大家不再把他们当成偶像，而是当成活的思想载体来看待。
另外，因为您是一个既忠诚又不忠诚的继承者，所以，您在当今知识界占据了重要的位置，相当于过去的左拉和近代的萨特的地位。您的言论和著作（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以一种崭新的叛逆形式传遍全世界。我想对您说，您是个胜利者 。
我的感觉是，当今世界与您的观念很相似。您对世界进行了解构，从分析问题的角度讲，这个世界变成了德里达式的世界。它如同镜子里的影子，它的任何变化都躲不过您的眼睛。
雅克·德里达（以下简称德）：既忠诚又不忠诚，您说得有道理。我经常在生活的镜子面前观察自己。我看到的似乎是一个狂人的外形（既可笑又可怜），因为他的本质是忠诚的，所以对自己不忠诚的行为痛苦万分。我对您刚才讲的话都同意，只是我不能承认自己是个胜利者。在这点上，我与您的感受完全不同。我并不是出于客气和谦虚才这样讲的。虽然我的境遇发生了变化，我可以轻松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但也不能过分夸大我的成绩。我仍需不断地努力，我的地位也不像您所说的那么重要（我只是比别人多了一个特权，那就是我遭到了许多强烈的批评和挑衅）。当然，别人给了我一点荣誉，有时这些荣誉也令人不安。但我不能因此就说自己是“胜利者”。不能这样讲。这并不是我所希望的。咱们再回到您开始时提出的问题上吧，为了与您讨论这个问题，我想概要地谈一谈我对精神遗产的看法。
您说得对，不管在生活上还是在思想上，我一直是以继承者的形象出现，这种形象越来越得到肯定，而且经常是正面的形象。因为别人总是坚持以继承者的形象和观念来看待我和评价我，致使我觉得承担继承者的名声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继承者总是肩负着双重任务，或者说需要解决一对矛盾：首先他应该熟悉前人的知识，必须（这个必须也是精神遗产的一部分）尽量学习和了解过去的研究成果，不管是哲学、语言还是文化成果，要了解其发展演变过程。他还应该具有将其发扬光大的能力。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不仅要接受这些精神遗产，而且还要通过另一种方式将其保持和发扬下去。但我们不是在选择遗产本身（因为遗产的特点就是我们无法选择，它是实际存在的），我们是在选择是否将其继续发展下去。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