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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堪为弊中之弊，它的大弊端就在于：由一个部门垄断办学，用一个固定的模具把学生铸造成同一规格的产品，导致了“千校一面”、“万人一格”的局面，从而抹杀了人才的差别，束缚了他们的个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十章 魂牵梦萦系教育我的教改情结（3）
中国实验大学不应再沿袭现有众多大学的模式，应独具一格，走一条创新的办学的路子。它既不同于文理大学，也不效仿理工类的大学，而是准备建成“经”与“技”相结合的大学。这里的“经”，是指广义上的经，包括经济、工商法律、管理、领导和决策等学科；技是指高技术，包括激光、电脑、微电子、新型材料、能源、生物工程、信息工程等。在某种程度上，它有点像日本新型的筑波大学。
除此以外，实验大学在教育体制、学制、教学、教学原则、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招生办法、学生思想管理等方面，也要进行大胆的改革。所有这一切，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开展的，即为实施创造教育营造民主、自由、宽松的环境，让创造性人才茁壮成长。
为了使我的建议能得到支持，我把“创办中国实验大学方案”寄到教育部和中央主管教育的负责人，同时我也寄给了全国几家大的报社。不出我所料，国家教育高层人士对“方案”没有任何反馈，如同石沉大海。令我十分高兴的是，《光明日报》作出了积极的反应，该报于1992年10月13日，以《情况反映》（第240期）内参作出了反映，标题是：刘道玉建议创办中国实验大学。据说，关于这份《情况反映》还牵出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就在这份内参刊出的当天，在北京开会的一个海南省政协副主席（原是管教育的副省长）到《光明日报》去办事，在总编室他看到了这份《情况反映》。他被标题吸引了，一口气看完这份1500多字的内参，连连拍案叫好：“太好了，真是一个大胆的倡议，我举双手赞成！”在激情之下，他在总编室当即给我写了一封信，请总编室主任寄交给我。他在信中表示：完全支持我的建议，代表海南省邀请我去办学，并愿意提供办学的土地、经费等一切条件。《光明日报》的编辑们也很高兴，认为刘道玉遇到知音了，这也算是《情况反映》所起的牵线作用。
可是，经过一个夜晚，情况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第二天上午刚一上班，总编室接到了那位政协副主席的电话，他问：“请你转寄给刘校长的信寄出去了没有？
如果还没有寄的话，请就不要再寄了，并就地把它处理掉。”《光明日报》的编辑们感到很突然，估计可能是这位副主席听到了对我本人或对办学方案十分不利的评价，否则怎么会在一夜之间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呢？
当《光明日报》的朋友把这个故事告诉我以后，我并不惊奇，也理解那位副主席的难处，他毕竟身不由己呀！对于这种结果，我是有思想准备的，我心想：既然我在武汉大学进行了有限的改革而遭致罢免，那么现在要办一所改革步伐更大的实验大学，怎么可能得到支持呢！面对这种形势，虽然我很失望，但并不沮丧，我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感叹道：“罢，罢，罢，只好就此作罢了！”
20世纪80年代毕业于武汉大学的一些校友，他们最了解我的崇尚于教育改革的心怀，当他们得知我倡导创办中国实验大学未果以后，他们准备伸出援助之手。于是，1993年3月20日在北京西苑饭店，召开了“支持刘校长创办私立大学座谈会”。与会者有来自北京、广州、深圳、珠海、武汉的校友，武汉大学前党委副书记黄训腾、经济学院院长汤再新和我也应邀参加了。他们一致表示，坚决支持我创办私立大学，并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经济系毕业生李卫国说：“我们有今天的成就，是受刘校长教育思想熏陶的结果，因此我们要支持刘校长办学，继续进行教育改革，让更多的青年受惠于他的思想。”部分学生还捐赠了少量的活动经费，尽管他们的心是真诚的，但毕竟势单力薄，更重要的是不能绕过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审批关卡。这就犹如“孙悟空总是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所以创办私立大学一事终未能遂愿。
转眼间，我已到了60花甲了。我没有做生日的习惯，60岁也未打算举办庆祝活动。但是，一些有心的学生们记住了我的生日。于是，以首届插班毕业生为主，联合了全国各地校友数十人，于1993年11月21日（我的生日是24日），在珞珈山宾馆，为我举办了60岁生日庆祝活动，向我赠送了珍贵的生日礼物。是日下午，举行了插班生座谈会，总结了实行插班生制度的经验，汇报了插班生在各自工作中取得的巨大成绩。晚上，举行了生日宴会和烛光晚会，有200多人参加了。高伟和众多的校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词，令我感动不已。最后，在一片掌声中，我作了致谢词。
在讲话结束时，我吟咏了一首《十六令》的感怀诗：
十六字令•；六十寿感
（一）
寿，人生何不想长寿。
惊回首，已是花白头。
（二）
寿，殷殷学生盼我寿。
他们说，健康乃自由。
（三）
寿，故里乡亲祝我寿。
送金匾，松心映千秋。
第十章 魂牵梦萦系教育甘作铺路石（1）
20世纪80年代，是武汉大学改革的黄金时代。在校园里，到处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广大教师教学科研一担挑，既育人又出成果。大学生们不仅学得生动活泼，而且以主人翁的态度，参与学校的教育改革，广泛地开展业余科研和文学创作活动，其成果琳琅满目，并涌现出了像青年作家方方和青年诗人高伐林、王家新等一批优秀的人才。
中文系80级学生喻杉在学习之余，创作了长篇小说《女大学生宿舍》，出版后获得了很好的反响，被评为1982年全国优秀作品二等奖。接着，又被上海电影片厂改编和拍摄成为电影，于1984年3月开始上映，反映良好，并获得优秀电影二等奖。本来，反映教育题材的电影就很少，而反映大学生生活的则更是罕见。因此，电影《女大学生宿舍》放映后，在全国高等学校里，引起强烈的反响。特别是电影以武汉大学为主要场景，那湖光山色的美景，琉璃瓦宫殿式的校舍，天真活泼的学习生活，以及由于价值观念不同而产生的矛盾故事，曾经吸引着无数的大学生们。那时的武汉大学，就像是一炷明亮的火炬，为广大青少年们所注目，成了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学习殿堂。
在《女大学生宿舍》中，有一个名叫路石的校长，他思想开明，锐意改革，作风民主，倾听群众意见，深受大学生们的爱戴。据作者喻杉告诉我，路石校长是以我为原型创作的，甚至“路石”二字就是从我的名字演绎出来的。“道”与“路”组成词“道路”，“玉”与“石”组成词“玉石”，而道玉与路石在形与义上形成完美的对仗。我很欣赏“路石”这个名字，后来我干脆用他作我的笔名，并以路石、人梯衍生出两句诗句，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路石无语任践行，人梯无怨供攀登。”
1992年7月5日，我和夫人应邀赴广东省新会市、珠海市、深圳市和广州市等地参观，具体考察创办私立大学的事宜。所到之处，受到各地领导人的热情接待，欢迎我去办学，并希望办改革型的大学，以便与特区的市场经济相适。但是，涉及到办学条件问题，他们只是表示愿意去积极争取，估计会有不小的困难。在珠海市，我认识了搞建筑的实业家袁尚瑜先生，他深为我执著的办学精神所感动。他建议我成立一个基金会，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以它为舞台设法引入资金办学，即使不能成功的话，也可以利用它来开展一些教育改革活动。这是一个积极建议，颇符合我的意图，于是我接受了他的建议。
对于基金会，我一无所知，特别是它作为一种半金融机构，审批是极其严格的。
在酝酿申请的过程中，在市人民银行工作的学生程明刚给我提供了许多咨询意见，学生陈天生捐赠了注册基金会所需的10万元最低本金，这才使得我申请基金会成为可能。
1993年12月3日，我和夫人乘公共汽车到汉口市人民银行汇报，张静行长在百忙中接待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