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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择优录取。何者为优？优并不一定是考分最高的学生。如果说录取大学生，由于人数太多不可能举行面试，只能以分数高低来录取，那么录取研究生面试就有了可能。因此，我坚持笔试与口试并重，在分数相近的情况下，优先录取在口试中的优异者，特别是那些头脑敏捷、思想活跃、富有灵感和学以致用的学生。
在研究生教育中，我反对“师道尊严”，主张互教互学，发扬学术民主，允许学生提出批评。事实上，在面对一个我自己也没学过的全新的研究领域，我并不比学生知道得更多。他们有富裕的时间，阅读的文献多，接受新知识、新技术快，因此他们甚至比我知道得多。这正如韩愈所说：“生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在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我的方法是“导”，把他们引上路，让他们自己向前走，以重点培养他们的独立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为此，我重点抓好三个环节：
首先，要求每个学生独立查阅文献，规定他们在自己研究的相关领域或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写一篇综论或述评，并争取在有关的学术刊物上正式发表。这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是对学生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归纳与分析能力、汉语的写作能力的综合训练。据我所知，有许多教授或副教授极不重视这项工作，不仅不要求学生做这项工作，而且自己终生也未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写出一篇综论。
可是，这却是我要求学生一定要完成的必修科目，他们之中有不少人的综论在学术刊物上正式发表了。
其次，要自己选择研究课题，独立设计技术路线。从国内的经验来看，科学研究人员有三种：一是有自己的研究领域，能够指导他人选择科研课题；二是在指定领域内，通过查阅文献，能够独立地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课题；三是只能按照导师提出的研究课题，并在其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为了培养研究生的独立研究能力，从一开始，我就按照第二类研究人员的素质要求他们。作为导师，我当然也拟定了一批研究论文的题目，但是在与学生商定研究课题时，如果他们提出的课题与我的想法相同或相近，我宁肯支持他们的想法，尽可能避免他们被动地执行我下达的课题。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克服了他们的依赖思想，增强了他们自主选择权的意识，训练了他们创新思维能力。
那么，研究生们能否达到这个要求呢？实践证明，我的学生绝大多数是能够达到的，即使有少数几个学生达不到，但是经过这一番训练，他们的独立研究能力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我有一个学生是比较突出的，他不仅能够独立地选择研究课题，而且把我们的研究领域，从金属有机化合物扩大到配位化合物。他的研究成果很突出，不仅发表了多篇论文，而且还培养了两个具有非线性光学性质的晶体。同时，他的研究工作，为我们后来总结出“配位化合物的分子构型对二阶非线性光学性质影响”的规律打下了基础。这篇论文，已发表在国际学术刊物《配位化学评论》（Coordination Chemistry Reviews）上，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
再次，要培养学生独立操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说前面两个环节是让研究生在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方面打好基础，重点是培养他们创造性的思维能力，那么本环节是培养他们的创造性的实践能力。作为一个研究生，即使他们有丰富的想像力，能够提出有创意的研究课题，但是他们不具有独立的操作能力，不能解决研究过程中的实际问题，那么他们就不能把创意转变为创造性的成果。这一点，对于培养自然科学技术工作者极为重要。然而，现在有些学生存在重书本知识轻实验的倾向，做实验马马虎虎，存在单纯的完成论文的思想。我有一个学生，性格内向，他缺乏自信，总是担心不能通过论文答辩。在实验中，表现得十分急躁，一次实验不成功他就放弃。他对我存在依赖思想，巴不得我把每一个实验步骤都给他设定好，他只是“照方抓药”。但是我没有这样做，仍然要求他独立解决问题，并建议他对过去被他认为是“失败”的实验一一进行重复，直至得到合理的解释为止。其实，这时我发现他已接近了新发现的边缘，只是我不愿意点破，目的是让他自己提出来。经过反复实验，在我的启发下，他终于发现了一种很奇异的环化反应，提供了合成某些特殊类型金属有机化合物的新方法。后来，这篇论文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并为国外多个学术同行引用。很显然，如果当初对该生不是严格要求，不去重复那些被认为是“失败”的实验，就会像历史上许多被错过的发现的遗憾一样，也将失去一次新发现的机遇。
第八章 不了的化学情结国际学术交流（1）
我国学术界的对外学术交流，实际上是随着经济改革开放的不断的深入而开展的。现在人们很难想像，在那个极“左”的闭关自守的年代里，对外的学术交流完全是一个禁区。在那时，“外”与“敌”似乎是同义语，因为在中国以外的国家，要么是帝国主义，要么是修正主义，或者是分别跟着他们跑的国家。因此，同国外科学家的通信，要经过严密的检查，轻者被没收，重者被扣上“里通外国”
（即通敌）的帽子；向国外的学术刊物投寄论文，被斥为“泄漏国家机密”；出国学习和参加学术会议，更是痴心妄想。国外的学术论著也是禁止公开销售的，只有在大城市新华书店“内部书店”里，出售数量极少的经过审查后影印的科技书籍，而且购买者还必须出示本单位的介绍信。大学的科研人员，只能在资料室里，参阅滞后一年以上的数量有限的影印的文摘和期刊。所以，那时我国的科研人员，基本上不了解国外的研究动向，只能是闭门造车，这就不能不使我国的科技水平与国外的差距，更进一步地拉大了。
经过严冬者，渴望春天的到来；从封闭禁锢状态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更珍惜自由学术交流的可贵。因此，自我恢复化学学术研究以后，十分重视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先后与英国牛津大学的ML格林（Green）、剑桥大学的弗莱明、美国西北大学的瓦索洛、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的MD劳希和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的山明武夫等同行建立交流关系。当然，这种交流是双向的，虽然我也不定期给他们寄送我的论文，但是由于科研条件和研究水平的差距，我总是收大于支，不断地从他们那里收到我所需要的论文抽印本、图书和特殊的化学试剂，对我的研究工作起了不小的帮助作用。
为了进行学术交流，各个学科都成立了学会或协会一类的民间的社团组织，它们好似科学技术人员的“学术之家”。每年召开的年会，定期或不定期召开的专业学术讨论会，就是学术同行们交流各自研究成果，切磋学术问题和寻求合作的契机。中国化学会是全国科协领导的一级学会，下属若干个专业委员会，金属有机化学专业委员会就是其中之一。该专业委员会的主任，是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黄耀曾先生。自1980年建立学会起，每两年举行一次全国金属有机化学学术讨论会，分别由主要会员单位轮流主办。同时，经黄耀曾先生与美国和日本的金属有机化学家代表联络，每两年召开一次中日美金属有机化学学术讨论会，轮流在中国、日本和美国举行。两个学术会在同一年举行，国内会议安排在前，目的是要挑选出席三国会议的论文和代表。
中日美第一届金属有机化学学术讨论会，于1980年8月2日在北京召开，来自三国150多名的化学家参加了会议。那时，对外开放还不久，在中国召开国际学术会议还很少见，金属有机化学会议无疑起了一个带头作用。因此，中国政府高层对会议十分重视，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方毅等政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和宴请了中外全体代表。我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遗憾的是我没有向会议提交论文，因为我的实验室恢复只有一个多月，还不可能取得研究成果。不过，参加这次会议还是有很大的收获，至少了解到金属有机化学研究领域的某些最新的动向。
1982年5月，第二届全国金属有机化学讨论会在上海召开，我已不再是空手去听会了。我向大会提交了两篇学术论文，其中《茂钛催化乙烯基单体聚合反应机理》一文，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