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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颇为不解地问道：“许书记，你是否记错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呀！”
“不，没有错，香港《民报》两年前登了《官贵民贱》一文，其中不是提到了你和我吗？那时，我俩就见面了。”
“啊，原来是这样！许书记真会开玩笑。”接着，我对海南省的成立和他新担任省委书记表示了祝贺，并希望在他的领导下，海南省的经济改革获得成功。
“欢迎你到海南来参观和指导工作，海南省新建，百事待兴。发展经济，教育为本，我们要把培养人才放在优先的地位。海南省原有的教育基础薄弱，我们新组建了海南大学，已经划拨了5000亩的土地，最近准备再拨款3000万，重点给予支持。办好一所大学，关键在于校长，各方面都向我们推荐，希望你出任海南大学校长。在你的领导下，武汉大学的教学改革很成功，取得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如果你出任海南大学校长，不仅可以直接把武汉大学的改革经验带到海南大学来，而且你登高一呼，一定会在你的旗帜下聚集很多优秀人才，就一定能够办好海南大学，希望你支持我们。因此，我们省委研究决定，拟聘请你为海南大学校长。
我们知道，武汉大学是国家重点名校，而海南大学只是一所新办的省属大学，这样的安排使你屈尊，但我们在省里会有所安排，保证你享受副省级的待遇不变。”
对海南的气候条件和改革开放的环境，我是很感兴趣的，海南大学和省委领导的盛情与信赖，我也颇为感动。但遗憾的是，我不能接受他们的聘任，因为自被免除武汉大学校长的第一天起，我就立下了誓言：“此生自己不再做被官方任命的官，哪怕是一个小组长也不做。”自那以后，我婉绝许多的安排和聘任，这一次也不能破例。于是，我不无疚歉地说：
“我首先感谢许书记的接见，感谢海南省委的信任。但是，由于我个人的身体和其他的原因，实难领命省委的聘任。但是，我愿意担任海南大学顾问一类的虚一点的兼职，愿意为海南大学的建设与发展无保留地贡献我的一切建议，并保证随叫随到。对于我的失礼之处，还望省委理解与原谅。”
林亚珉书记一直等待我与许士杰书记谈话的结果，他满以为许书记会说服我接受聘任。但是，他失望了，我有愧于他所做的一切。在离开海南之前，我们作了长时间推心置腹的交谈，解释了我不能受聘的原因。同时，我也诚恳地建议，希望他不要再从外校去招聘校长或副校长（此前已找了多位，都不成功），由他本人担任书记兼校长，变两套马车为一肩挑。这种制度本身就是值得进行改革试验的，既可以精简机构又可以减少决策的层次，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虽然我未能出任海南大学的校长，但我与林亚珉书记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一直关注着这所学校的发展，先后为他推荐了许多的优秀人才，其中包括副校长、法学院院长、经济学院院长、农学院院长等。我心想，这也许是我对一所寄希望于我的学校所能尽到的义务吧！
第七章 生不愿封万户侯“官贵民贱”的真相（1）
前面，许士杰书记曾提到《官贵民贱》一文。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香港《民报》1986年10月9日刊登了《官贵民贱》一文，现摘录如下：
“今年七月间（注：应是八月），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来京办事。他购的是软席卧铺票。上了火车以后，依照规定办理换牌手续。在火车即将开动时，突然有几个公安干警赶他离开铺位。刘道玉据理力辩，申明他的铺号没错，公安干警说：
‘不管你错不错，总之你不能用这个铺位！’正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位大学校长终于被真的赶到别处去了。
不一会儿，一位年轻的大干部被恭引进去。刘道玉事后向列车员打听，才知那位大干部是湖北省新省长X X X。他知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强吞下一口气。
……
无独有偶，4月4日，广州市书记许士杰由昆明飞回广州，他的票位是第一排，空姐却要他‘去后面找空位子’。许士杰再问几句，立刻遭到训斥：‘你吵什么，下飞机找卖票的去！’当这位凶神知道‘他是广州市书记’时，马上换了一副笑脸，向他再三道歉：‘对不起，不知道是您！’前倨而后恭，原因很简单，他是个大官儿。这是对‘为人民服务’的尖锐讽刺！……”
这则消息，我是10月18日知道的。那天，我结束了对美国和加拿大的访问，由纽约飞回北京。国家安全部的一位处长到首都机场接我，他把这则消息从报上剪下来交给我。他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说：“说来话长，事出有因。”
看了这则消息后，我心想：“苦哉，这是何人所为？看来，又要把我逼到火炉上去烤了。”
果不出所料，当我回到学校后，一个围绕着《官贵民贱》一文的调查攻势已在秘密地展开了。据说，中央某部门看到这则消息后，较为重视，责成湖北省委进行调查（本身就很滑稽，怎么能要与案有关的部门调查呢？），写出调查报告（能写出公正的报告吗？）。
不久，省里高层传话给我，XXX省长上任不久，应当支持他的工作，维护他的形象。为此，希望我出来申明：香港《民报》的报道是子虚乌有，纯粹造谣，这样就可以达到息事宁人的目的。但是我认为，虽然那则消息多处与事实有出入甚至是较大的出入，但是发生在火车厢里的“事件”确是存在的。尽管我极不愿意伤害那位新上任的省长的形象，但是我的良知不允许我作假证。
一计不成又施一计，省里负责人说：“刘道玉在香港召开了记者招待会，这事是他捅出去的，泄露了党的机密，应当追究他违反纪律的责任。”这是完全不符事实的。当年，我应香港中文大学、树仁学院等单位的邀请，于7月14日至21日在香港访问考察，期间没有接触任何一个记者，主邀单位的全陪可以证明。而且更重要的是，“车厢事件”发生在8月9日，《官贵民贱》一文发表于10月9日，我怎么可能在7月份泄露一个月后发生的“事件”的秘密呢？
奇怪的是，省里调查组并不找我这个当事人调查。他们找了与我同行的教师和干部，到财务处查我们报销的火车票，直到最后，他们才走过场似地找我，简单地问了一下情况。至于调查的结论是什么，又是如何向中央写的报告，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反正我这个受辱人没有得到来自任何一个部门的公正的说法，调查只是走了过场。
那么，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呢？1986年8月9日，我带领空间物理系梁百先教授等5人，到北京向国家教委、国家科委和国家计委汇报工作，争取在武汉大学建立空间物理重点（国家级）实验室。我和75岁的梁教授买的是软卧票，票号是13号和15号，均为下铺。我们按规定验票进了站，办了换牌手续，按照我们的票号被分在4号包房，放好行李后我们已安歇了。不一会，一位女列车员对我们说：“请你们二位先把东西搬出来，这个房另有安排。”我说：“这两个铺位是我们订购的，而且老教授75岁，高度近视，搬动很不方便，我们不愿搬。”可是，那列车员苦苦哀求说：“求求你们了，你们先搬出来 ，等车开动以后，我负责给你调出两个位子。希望你们一定成全我，否则我会倒霉的，轻者我会被调离这趟特快车，重者我会失去工作的。”她说的确实令人同情，我正欲问清缘由时，突然出现了两个公安干警，他们态度很凶蛮地说：“少跟他啰嗦，搬也得搬，不搬也得搬，反正他们不能用这两个铺位！”他们一边说，一边把我们的行李搬到过道上去了。
火车鸣笛了。这时，湖北省新任省长一行十多人上车了，是他的随从取代了我们的座位。据说，他们是到美国访问的。自不必说，他们在车上享受特殊供应，西瓜、冷饮不停端送，特制饮食送到房间，这一切当然都是免费的。
列车徐徐地启动了，直到驶离汉口以后，列车员才把我和梁教授安排到洗漱室隔壁的一号房。现在，我才明白换房的原因，他们要离厕所和洗漱室远一些。到了1号房后，给我们一个下铺一个上铺，自然我选了上铺，把下铺让给老教授了。
对待“官贵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