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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教育的三部曲。这既是我自20世纪80年代起研究创造教育的一个总结，又是我献给以创造为特征的21世纪的一份礼物。
从总体上来说，对创造教育的研究，在我国还比较落后，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特别是，要在各类学校普遍推行创造教育，其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尚需全国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坚持不懈的努力！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19世纪俄国著名作家托尔斯泰说：“人生就是追求幸福。人企求什么，就得到什么。”当然，这是从哲理上讲的。但事实上，在现实的生活中，人们所“企求的”与“得到的”，有时候并不一致。在很大的程度上，这不仅取决于对人生的选择，而且还有赖于个人的努力以及工作的条件和机遇。
人各有志，人各有求。有的人抱着“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思想，而孔子则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是孔子弟子颜回的快乐观，也是古今许多知识分子的追求。在我的一生中，的确有着各种的选择，特别是有很多在某些人看来是难得的做官的机会，但我都一次一次地婉拒了，抱定“生不愿封万户侯”的思想，从而步入了“清贫乐道”的半个世纪的教育生涯。
第七章 生不愿封万户侯教育部里的余波
1979年5月，我以身患疾病为由，辞去了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之职。
这本来是很平常的事，但是在我辞职之后，在教育部内外却引起了不小的舆论，也可以说是余波吧！这是因为，在中国的干部制度上，是没有真正的自由辞职这一说的，干部的选与不选、任与免、上与下、进与退，都完全是组织部门甚至是个别领导人说了算。更何况，那时的中国基本是“官本位文化”的干部终生制，即使不能“平步青云”，那至少也会是“多年媳妇熬成婆”，终有提升的机会，因此，是不会有人自愿辞职的。
那时，对我的舆论集中在两点：刘某到底是犯错误抑或是被宗派主义排挤走的？
我没有必要对此去作解释，历史将会说明一切。我当然不是属于被迫辞职的那一类，而的确是我自愿辞职的。对此，知情的一些朋友对我也不理解。在他们看来，我是教育部当时最年轻的党组成员和高教司司长，无论是年龄、学历或能力，都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可以说在仕途上是如日中天，提升个副部长也只是指日可待的事。
但是，我心里另有所求，对于当官没有任何兴趣，对于失去官职也没有一丝的留恋。然而，我并没有从教育部的舆论中消失，在以后的几年里，围绕着我又掀起了阵阵的余波。
1982年，教育部的部长准备换届。为此，中组部派人到教育部在处级以上的干部中进行民意测验。据说，在那次民意测验中，我也是被推荐的部长候选人之一，而且得票数名列第一位。10月上旬，我去教育部办事，教育部汽车队的王队长到北京火车站接我。他对我开玩笑说：“道玉同志，我是来接你上任部长的，这次来了就不回去了吧！”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地说道：“王队长，别拿我开心了，我不是连司长也当不好才回武大的，哪能当部长呢？”“我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前不久中央派人到教育部作民意测验，大家都推举你当部长，你的呼声最高，不信你到部里去听听。”
果然，在教育部各司局办事的过程中，一些老熟人不约而同地都问道：“道玉同志，什么时候来上班？我们都赞成你来当部长，教育部需要你这样有改革精神的人来领导。”听后，我哭笑不得地说：“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但是我确实没有那个能力，请各位一定不要把我放在炉子上烤。”进而我开玩笑说：“我既然已是教育部的一个逃兵，那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再被抓回来的！”
鉴于教育部里有关我的传闻沸沸扬扬，我觉得有必要向中央组织部反映我的要求，以免将来被动。我到中央组织部找到了干部局的张局长，过去与他打过几次交道，也算是熟人了。他见到我后问道：“道玉同志回武汉以后，身体恢复得如何？这次是来北京开会还是来办事？”我说：“是到教育部办事。在部里，我听到很多关于我的传闻，不知是怎么回事，所以特来向你汇报，请求组织上在教育部部长易人时，千万不要考虑我。”接着我又半开玩笑地说：“现在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说法，说世界上有四个国家的部长难当，美国的国防部长（频繁地打仗），苏联的农业部长（年年减产），英国的内务部长（内讧），中国的教育部长（每次政治运动都是从教育开刀）。这虽说是戏言，但却部分地反映了真实的情况。
因此，无论是从我的资历或能力看，都绝对担当不起如此重任。另外，我的性格不适应政府机关工作，身体不适应北京气候，这你是知道的，希望组织上无论如何不要考虑我。”张局长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安抚道：“这事是中央考虑的事，你就不必多虑了，安心工作吧！”
不愿当官，是我一贯的思想，对教育部部长或副部长，我也从没有动过心，这是明心可鉴的。但是，我的真心又有谁能理解呢？在教育部部长易人这个问题上，虽然我是坚决不愿干的，但是想干的却大有人在。这就是一个矛盾：不想干的人，把它当作了心理负担；而那些想干的人，却千方百计地去争取，并把我当作他的竞争对手，视为他仕途上的障碍，欲除之而后快。这是天大的误会啊！
1985年5月15日，在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主要任务是讨论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为了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决定把教育部更名为国家教育委员会，以提高教育的地位。机构的改变，又相应地伴随着国家教委人事的调整。于是，我又被卷入了那次国家教委高层人事安排的议论之中，这也是身不由己呀！
一个月之前，我已闻到一点风声，但未引起我的注意。4月16日，我应邀去山东烟台市，参加在那里召开的“山东对外开放与教育学术研讨会”。山东省教育厅高厅长要求我在会上作个报告，我虽事前没有作准备，但又盛情难却，迫不得已，只得临时抱佛脚，17日晚我通宵达旦赶写发言稿。芝罘宾馆位于渤海湾之滨，海风不断地吹到室内，沁人肺腑，我的思路也格外清晰，直到凌晨4时我才写完了发言稿的最后一个字。当日上午，安排我第一个发言，我以“坚持改革开放，教育必须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为题作了专题发言。我历来作报告的特点，是写稿而不念稿，写稿的目的不是为了照本宣科，而是为了理顺思路，而讲话则是按照观点层层推理。因此，我的发言不使大家感到枯燥无味，获得了一致好评。后来，这篇文章在5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了，此前《大众日报》、《烟台日报》也部分地摘刊了文章的内容。
是日晚，高厅长到我下榻的房间看望，他说：“道玉同志，你今天的报告太精彩了！代表们不仅对你的报告感兴趣，而且对你即将出任国家教委常务副主任更感兴趣。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了，代表中早就议论开了。如果在今天的会上作民意测验或选举，我看你是百分之百的当选。这是众望所归呀！”
“高厅长，这是不可能的。我是励志改革的，由于改革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也就成了有争议的人物了。更何况，我是坚决不愿当京官的，六年前我辞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原因也在于此。”
“这次与过去不同，教育兴国关键在教委的领导，希望你顾全大局，不要让广大教育工作者失望。”
“过去，有一句官话：‘在京当和尚，出京好做事。’我之所以愿意在基层工作，是想图一个‘天高皇帝远’，就是想扎扎实实地做一点教育改革实验，如果成功了，那将是对我国教育所作的最好贡献！”
山东是人文之乡，历史上出了孔圣人和亚圣孟子，成为我国儒家学说的发源地。
这是我第一次到山东，我决心利用这次机会去参观位于曲阜的“三孔”（孔府、孔林、孔庙），以实现一个钟情教育的工作者的夙愿。当我置身于肃穆的孔庙和千年古刹之中，我的思想好像凝固了，我不能不为孔子博大精深的思想所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