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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著名大学的办学经验表明，物色和培养一个学术大师，不仅只是让他办好一个专业和培养人才，他的重要性还在于创立一个学派，带动一片学科的发展或形成新技术的基地。例如，美国核物理学家劳伦斯就是一位学术大师，他原在耶鲁大学工作，他要建造原子分裂器，但是校方不支持他。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得知后， 把他聘请去，支持他建立了劳伦斯实验室，现在该校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加速器的基地，而且有10人拿了诺贝尔奖，形成了颇负盛名的劳伦斯学派。
当然，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要物色和培养国际水准的学术大师，那是不现实的，但是，从国内实际情况出发，从国内名牌大学或科研机构，聘请优秀的学术骨干，则是完全有可能的。同时，在物色人才时，还应当解放思想，不拘一格，不应忽视那些受到压抑或埋没的人才，以及确有才华的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物色人才的关键是要尊重人才，要有求贤若渴、惜才如金的思想境界。同时，要真正地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创造优越的条件，特别是宽松、自由的思想环境。惟有如此，才能物色和引进人才，才能真正发挥他们的学术带头作用。
当我还在教育部任高教司司长时，曾看到一封来自贵州山沟里的人民群众来信，他就是北京大学著名数学学术大师许宝教授的高足张尧庭。他毕业后本留在北京大学任教，做许宝先生的助手，从事数理统计研究，颇有成就。可是，1957年被划分为右派分子，撤消了党支部书记的职务并开除党籍，下放到贵州山沟里改造。他在信中，要求编辑出版已去世的许宝先生的文集，以防止该学科的断绝。对于他的建议，我是支持的，并转告北京大学研究落实，同时从收到信的那一刻起，我就准备把他调入武汉大学，填补武汉大学统计数学研究的空白。
从教育部回到武汉大学后，我念念不忘在贵州山沟里埋藏的那块“璞玉”。于是，我立即派人到贵州张尧庭所在的工作单位，通过协商很快把他“挖”到了武汉大学。此前，许宝的另一位助手胡迪鹤教授，也从北京大学调入我校，不仅使数学系增添了实力，而且也引入了北京大学优良的研究学风。
张尧庭调入武汉大学以后，很快晋升为数学教授，评定为博士导师，接着被派往美国进修和合作研究两年。回校后，他担任了新成立的统计学系系主任，后来又担任了管理学院的院长，在科学研究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与全国气象局、石化部和交通部等部门合作，在统计学应用方面，获得多项成果，成为著名的统计学学者，被国内许多著名大学聘为兼职教授。
根据武汉大学与法国教育交流协议，武汉大学要把法语专业升格为法语系，新建法国问题研究所，创办《法国研究》杂志。但是，本来法语专业的老师力量就十分薄弱，于是物色高水平的骨干教师就成了当务之急。
通过有关渠道，我了解到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法语老师叶汝琏，由于特殊的原因有意想调离北京大学。于是，1980年5月初，我利用在北京出差的机会，乘公共汽车到北京大学校园，对叶汝琏老师进行家访。按照地址，我好不容易在一栋“筒子楼式”集体宿舍，找到了他的“家”。说得准确一些，这不是他的家而仅仅是个住处而已；因为虽然他已55岁，但仍孑然一身，住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室内除了一张单人床、一个小书桌和一把椅子以外，再没有任何的家什了。
当我说明来意后，他显得特别高兴，一再称赞我礼贤下士的举动。他自我介绍道：“我是安徽人，1946年毕业于中法大学，专长于法国诗歌研究。然后，一直在北京大学工作。解放后，工作一直积极，要求进步，还担任了系工会主席，但是1957年仍没有逃脱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厄运。后来，离了婚，被迫接受劳动改造。
现在，虽然平反了，也恢复了工作，但是同前妻在一个系里工作，彼此都觉不甚方便，所以我想离开北京大学。如果你们不弃，我愿意去武汉大学，我知道那是一所很好的、很美丽的学校。”
“叶先生，我是真心实意来求贤的，武汉大学虽然没有北京大学的名望高，但是它有中法两国政府建立的学术交流中心，相信你去以后，一定会有用武之地。同时，我们是开明的，你可以转户口，也可不转户口；你可以一人去，也可以带助手；你可以长期在那里工作，也可以是短期的；如果生活不习惯，可以随时回北京，一切尊重先生意愿。”
我们谈得十分投机，他十分爽快地接受了我的聘请。当我辞行时，他送我到门口，向我拱手说道：“一言为定，义无反顾，后会有期，振兴武大！”
回校后，我请学校人事处以最快的速度将叶先生调来我校。按照特事特办的原则，很快他被晋升为教授，担任了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和《法国研究》杂志主编。
后来，他培养了10多名研究生，翻译和撰写了多本学术著作，多次主办了全国和中法两国的学术研究研讨会。鉴于他在法国文学研究上的成就和对促进中法教育交流的贡献，曾荣获法国政府授予的棕榈奖章（教育贡献奖章）。
继叶汝琏之后，我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挖来了郑克鲁。他出生于书香门第，是清朝实业家、维新改良主义者郑观应之孙。他是北京大学法语研究生毕业，在法国进修多年，译著颇丰。由于他和叶汝琏的调入，大大地加强了我校法语系力量，获得了法国方面的称赞，使武汉大学成了当时国内法国综合研究的学术中心。
当时武汉大学学术地位的现状是，人文社会科学略有优势，而理科的力量比较薄弱。在新的技术革命时代，理科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新的科学理论、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发明都与理科的各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物理学的地位尤其重要；除了其本身的学术研究内容以外，它又为自然科学的其它学科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实验技术方法。然而，武汉大学的物理系是理科各系中科研工作最弱的，这也是武汉大学科研上不去的原因之一。因此，加强物理系师资队伍的建设，尤其是物色和培养学科带头人，就成了一项带有战略性的措施。
第六章 改革大潮涛头立“不拘一格降人才”（2）
自1979年以后，我校物理系从全国各地引进了多名毕业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的高才生。例如，田德成教授是从中国科学院沈阳金属研究所调入的，他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曾在前苏联留学，获副博士学位，他在学术上具有较高的地位，调来后曾担任物理系系主任，是固体物理学研究的学科带头人，也是该系第一个获取博士生导师资格的教授。又如，黄念宁教授是我花费了很大力气，从广州暨南大学挖来的，他出生于书香门第，是国学大师黄侃（季刚）的第七个儿子，1952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清华大学。毕业后，曾赴前苏联留学，获副博士学位以后，受中国政府的派遣到前苏联杜布拉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
他才思敏捷，精通多门外语，论著颇丰，是理论物理的学科带头人。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1984年我校成立了经济管理学院，以培养大批的经济管理类人才。但是，管理学科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大学尚不能输送这方面的人才。于是，从实际工作部门和留学生中招聘人才就成了一项重要措施。
人才青黄不接，后继无人，这问题不仅大学存在，在科学研究单位表现得也很突出。为了克服这个困难，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于1980年试行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研究人员。我了解到，在他们录取的人员中，有一名叫杨小凯的人，是湖南省新华印刷厂的工人，非常有才华。由于他和妻女的进京户口解决不了，所以他没有被录用。得知这一情况后，我立即派人到湖南，在征得杨小凯本人和所在单位同意后，很快把他和妻子吴小娟及女儿调到了武汉大学。
调入时，他已发表30多篇论文，翻译出版了一本书，据此，我们给他评定为讲师。他是自学成才的，而且经历是很坎坷的。他的父亲是杨弟甫，曾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59年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第五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