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改革春潮滚滚而来，荡涤着一切陈腐的污泥浊水，到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1980年2月，胡耀邦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他的领导下，改革的地位不断地提升，旋即成了一切工作和国民政治生活的主旋律。他提出一句名言：“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这话显示一个革命家的卓识和魄力，反映了时代的精神，表达了人民的意志，激励了亿万人民的改革的热情。
我就是被这改革的浪潮推到了潮头，出任了武汉大学的校长，充当了一名改革的弄潮儿。我笃信改革，真心实意拥护改革，身体力行地实践改革，也品尝了改革的酸、甜、苦、辣。
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对此，应当如何对待呢？王安石被列宁称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他的一句肺腑之言可作为一切改革者的勉励：“尽吾志而不至者，可以无悔矣！”
1981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国务院对武汉大学校长的任命：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经中央批准，48岁的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
他是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
“有关部门认为，任命48岁的刘道玉担任全国重点大学的校长，这对于在人才济济的高等学校中，打破论资排辈的现象，大胆提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到主要领导岗位上来，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时值盛夏酷暑，各种媒体以火辣的调子报道了这一消息。好在学校尚处在假期中，绝大多数的学生尚未返校，教职工也还没有上班，这一任命没有形成冲击波。
不过，消息见报以后，还是有不少朋友向我口头上或以打电话的方式表示了祝贺。我向他们表示了感谢，同时也真诚地对他们说：“这是赶着鸭子上架。‘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
对于这次任命，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事前，组织部门既没有征询过我意见，在见报之前，也无人给我吹风。过去的传统做法是，思想工作在先，而组织任命在后，然后宣传报道。可是，对我的任命却是反向操作的，首先是新闻披露出去的，然后湖北省委文教办公室和省委组织部才找我谈话，最后才召开大会宣布。
他们为什么采用这种做法呢？我心想，也许这是有意安排的，目的是造成强大的舆论，形成既成事实，使得我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就这样，在舆论与组织纪律的双重压力下，我不情愿地被套上辕了，只好硬着头皮使着牛劲往前走了。
说实话，在接受这一任命时，我心里是忐忑不安的。我在想，武汉大学是名牌老校，前14任校长，不是学术贤达就是政界名流，他们要么有雄厚的学术资本，要么有坚强的靠山。然而，这一切我都没有，论年龄我尚不到“知天命”之年，论级别我是个21级干部（月薪65元人民币），论职称，由于评定职称停止了20多年，我还是一个小小的讲师。这一切表明，由我来领导这所老校，是一种“倒置型”的领导模式。面对着这样一座藏龙卧虎、学派林立的老校，特别是很多人是我的前辈师长，我能领导他们吗？
再看一看，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重点大学，他们的校长都是留学归国的博士，是一级教授、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与他们相比，我更感到自己相形见绌。外界怎么看呢？是武汉大学没有高学术水平的校长人选吗？如果以大学校长的学术地位来衡量学校的地位，武汉大学会不会吃亏呢？每思及此，我总有一种惶恐不安的感觉，甚至我的信心有些动摇。
但是，既然被历史的误会推上了这个位置，光想不利的条件，又有什么用呢？应当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在看到自己不足的同时，也要看到自己的长处，这是正确认识自己，进而实现自我、超越自我的必要条件。
如果不太谦虚的话，我当然也有自己的优势。首先，我出生在农村，从小吃过苦，崇尚勤奋刻苦的精神，因此不怕吃苦，不怕困难，能像拓荒牛那样埋头干活。
其次，我不想当官，也不怕丢官，敢想敢干、敢于负责。我讨厌官僚主义作风，从不摆官架子，能够与广大基层群众打成一片。再次，我崇尚创造，励志改革，热爱教育，办事求新，这是办好大学十分重要的条件。最后，我既做过基层干部，也做过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熟悉教育方针政策，具有一定的领导管理工作经验。
至于选拔著名学者或院士当校长，这本来就是一个“中国式”的用人制度，这既不符合“专家治学、教育家治校”和“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原则，也不是世界各大学选拔校长的通例。
经过以上的分析，我的思想豁然开朗了许多，信心也树立起来了。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形势是：打退堂鼓是不可能的，躺倒闹情绪是无济于事的，做一个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挂名校长，这不是我的性格。惟一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勇敢地把担子挑起来，并准备为此付出历史的代价。
48岁的我，已不再是青年人了，但是媒体仍把我当作最年轻的校长，这只是相对而言的。我心想：既然我被冠以年轻的校长，那就应当表现得像个年轻的校长样子，干出一番一个年轻校长应当干出的成绩来。为此，我提出自律三条，以为约束：（1）谦虚谨慎，尊老敬贤。凡年长于我的教师，如有事约我谈话，一般不能让他们劳步，应当是我去家访或到他们所在的单位，直接听取他们的意见；（2）办事要雷厉风行，事必躬亲。要力求做到案不留牍，文不过夜，来者不拒，有求必应；（3）改革创新，励精图治，追求卓越，力求第一。实践证明，我的这些近乎是约法三章的做法，受到了广大师生员工的欢迎，也获得了很好的实际效果。
西方一位学者曾说，看问题方法固然重要，但是看问题的角度也同样重要。自从我被任命为校长以后，我的确有一个转变看问题的角度问题。过去，我担任学校领导和教育部高教司的领导工作，已有8年的时间，但那是处于配角的地位。现在，我作为一校之长，就是武汉大学这个大舞台上的主角，应当胸怀全局，提出振兴武汉大学的方略来。
治校之策来自于哪里呢？我的工作又从何入手呢？毛泽东说过一句很形象的话：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论断当然是正确的，是我们制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我们利用“外脑”集中众人智慧的主要方法。在被任命为校长的头一个月内，我的主要精力是放在调查研究上，调查的问题主要是三个：（1）作为一所著名老校，在历史上，武汉大学的历任校长和学者们，在办学和治学方面，有哪些主要的经验？（2）解放以后，武汉大学急剧滑坡的原因是什么？（3）如何振兴武汉大学，应当把武汉大学办成一所什么样的大学，突破口应如何选择？
第六章 改革大潮涛头立最年轻的大学校长（2）
在开展这项调查时，我仅选择了教务处的副处长刘花元一个人协助我。他是我在任教改组副组长时，于1970年秋从物理系选调上来的，从科员、副科长、科长、副处长一路提拔上来的。他作风正派，工作勤奋，才思敏捷，富有改革创新精神，因此颇受我的器重。在我免除校长后，我们还经常讨论教育改革问题，后来可惜正当他一展宏才之时，却于1998年因病英年早逝，我深感悲痛。
我们调查的主要方式是家访，真心诚意地登门求教，对象是老年教师和健在的过去的领导人。此外，也间或召开有3至5人参加的“诸葛亮式”的小型座谈会，参加者是全校冒尖的、有创新精神的青年教师。我们家访的约60多人，连同参加座谈的共有100多人。他们之中，有前几任校长的亲属或助手，有数学、生物、法学和史学界的学术泰斗，有中文系健在的“五老八中”（指在学术界有名望的五个老教授和八个学有所成的中年教师），有50年代的“三大才子”，有留苏归国的副博士，有来自全国其他重点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校入盟的教师，有过去与我观点不一致甚至反对过我的干部和教师等等。
从调查的对象看，反映了我那时的基本的治校态度：尊重历史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