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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有机化学》丛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65年7月初，我把《有机氟化学》书稿送到出版社，由他们审定出版。后来，我被告知，该书是委托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黄耀曾先生审查的，年底已通过。经过编辑加工，于1966年4月已发排，估计当年秋天可以面市发行。可是，很快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该书也被停止出版了。时隔15年以后，科学出版社又找出了我的书稿，仍然希望我修改出版，因为那时同类的书在国内还是空白。虽然我也有心要使夙愿得偿，但由于原稿部分失落，有机氟化学十多年又有飞速的发展，再加上我担负了繁重的领导工作，经过几次尝试，终因力不从心而告吹，使我抱憾终生。
在科学研究方面，虽然也在进行着，但由于主要精力放在写书上，所以进展不是很大。这时我的研究方向侧重于基础研究方面，既符合高等学校科研工作的特点，也是我个人的学术兴趣所在。我的研究题目是“氟代丙酮与亚磷酸三乙酯的反应机理的研究”，经过大量实验，证明了在这一反应过程中，由于含氟原子数目的不同，反应机理可以朝两个方向进行，既可以发生阿尔布卓夫重排，又可以发生派尔叩重排。这是一个新的发现，填补了文献中在这一反应研究上的空白。从本质上说，科学研究就是探索未知，就是创新，也可以说是立“说”。当然，我的这个发现只是一项具体的研究，谈不上是建立什么新的学说，只是拓展了前人的工作而已。
第四章 黑炮手劫后余生暴风雨的前夜
如果说1966年《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作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已经开始，那么1963年以后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就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夜，从理论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它作好了准备。
高等学校历来是社会阶段斗争的“晴雨表”，它既不能脱离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同时它又借助于舆论阵地影响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从1964年起，大学校园里的政治气氛变得越来越浓烈了，什么“突出政治”、“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等口号喋喋不休地天天挂在嘴上。与此同时，在教师与青年学生中，大张旗鼓地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白专道”、“业务挂帅”、“理论至上”等等。一时间，政治空气让人窒息，人们搞得晕头转向，个个谨小慎微。
当时，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正处在冷战期间，冷战并不意味着平静，争斗的重点转向了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正如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所说：“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演变。”为了反修防变，特别是粉碎帝国主义在我国青年一代人中搞和平演变的痴心梦想，高教部推广了北京某高校的经验，在大学生中配备专职政治辅导员，一百个学生配一名，以严格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与管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当时大学里的文科师生，被派往农村这个“社会工厂”，参加农村的“四清”运动，接受阶级斗争这门“主课”的学习。不仅如此，有些学校惟恐落后了，任意停课冲击教学计划，还把理科师生派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在服从阶级斗争需要的大前提下，化学系应届毕业生180多人和我们一批教师，被送往湖北省随县参加为期四个多月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叫“四清”运动）。
什么叫“四清”运动？为什么要搞“四清”运动？诚实地说，我们这些搞自然科学的教师，并不十分清楚。因此，在我们出发以前，在校内先集训学习半个月。
学习的内容有：《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
在学习的过程中，省委负责同志和“四清”工作试点单位的负责人，还给我们作了报告和介绍了经验。通过学习我们认识到：“四清”运动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
“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内容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在政策上一方面说基层组织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另一方面又指出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村群众和农村干部，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以及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等。
我们化学系参加“四清”运动的地点，是湖北省随县，我和五年级毕业班的学生，分配到这个县的殷店区和草店区。这两个区位于随县的东北部山区，交通十分不方便，农业生产落后，农民生活十分困难。我作为这个年级的总负责人，担任了这两区的“四清”工作团的副团长，这无疑增加了我的工作负担。与其他工作团相比较，我们不利的条件是地区偏远，交通不便，农民生活困苦；但我们的有利条件是，毕业班学生年龄大一些，好管一些，工作能力相对强一些。特别是，这个年级调干生中党员多，他们是我的得力帮手，大量工作放手让他们去做，使得我所管辖的两个区的“四清”工作进展还是顺利的。
对我们师生来说，我们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有两重的任务：一方面，在当地“四清”工作团的领导下，承担部分“四清”任务，即查清“四不清”干部的问题；另一方面，又要接近贫下中农，接受他们的“再教育”，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用那时流行的一句话说：“前者是革别人的命，后者是革自己的命。”“四清”工作队内部有严格的纪律，要求与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得搞特殊，白天我们基本上与公社社员一起劳动，晚上参加运动。我们广大师生都能从严要求自己，时刻警惕自己，不能因“恶小而为之”滑向“四不清”
的泥坑里。
尽管1965年秋已在纠正由于贯彻“后十条”的“左”倾错误，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仍然还是存在混淆两类矛盾的做法。例如，我所在的那两个区，基层干部中有两个问题比较普遍，一是男女作风问题，二是种“自留地”的行为，有些基层干部就仅仅因此被作为“四不清”干部进行清查和批判。也有少数干部在解放前当过一般的土匪，而这种情况在落后的山区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他们也因此作为政治历史问题而当作“四不清”的干部受到清查。对此，我在“四清”工作团的干部会议上，曾就一些个案提出过意见，希望要正确地掌握政策，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要冤枉了一些有缺点的好人。
当时，我在思想上感到很困惑，一方面从上面听到的是：农村存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甚至存在反革命的两面政权，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掌握在我们手里；另一方面，我看到的却是农村一派落后的景象，与我过去看到的解放前的农村并无二样，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民生活很苦。于是，我的思想上产生了一系列的疑问：
中国农村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是搞阶级斗争还是发展生产力？中国农村到底处于什么阶段，是仍然处于小农经济的封建主义社会，或是已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或是复辟资本主义道路？我国农村的出路在哪里，什么时候才能像苏联那样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些问题我怎么也没有想明白，直至“四清”运动结束，我仍旧带着这些问题回到了学校，陷入了长期的思索之中。
回到学校以后，同样嗅到一股浓烈的阶级斗争气味。自1958年以后，校内始终存在两派，斗争的焦点是：到底是维护1958年教育革命路线、保护革命积极分子（“革命派”）？还是否定1958年的教育革命成果、打击教育革命的积极分子（“纠偏派”）？1962年，“纠偏派”借整风之机，暂时把“革命派”打下去了，现在“革命派”大有借“四清”运动之势，对“纠偏派”进行一次战略反攻。
全国形势犹如“山雨欲来”，武汉大学就好比是一只随时都会被引爆的“火药桶”。
第四章 黑炮手劫后余生李达“三家村”
1966年4月，我突然被任命为武汉大学副教务长，时年32岁，职称是讲师，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