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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下列扭转后的情形出现了，将会发生什么事？想一想，大城市的公共收容所缩减或关闭，精神病人得到妥善治疗，私人收容所减轻了暂时的烦恼及试图重塑它们认为可以拯救的酗酒者、吸毒者和脱离社会的人，公共场所扫除了乞丐和睡觉的人、恢复了公共秩序。所有的烦恼加起来会更大吗？成千上万以前睡在公共收容所或地铁的无家可归者将在桥下受冻、在贫民区挨饿吗？
我认为不会。假定对易于陷入绝望的生活加以阻止——有同情心的市民停止以同情的眼光看待酗酒者、瘾君子、游手好闲的穷人、被蹂躏的受害者，对他们施舍是一种公共需要——那么，各种各样的无家可归的吸引力将大减。在保存完好的社会秩序中，市中心不会涌现微小的目无法纪和不负责任的自我毁灭行为，很多人就不会堕入这样一种命运的诱惑。
我们错误地看待无家可归问题的每一部分——谁是无家可归者，他们怎样沦落到那种地步，对他们的困境我们负什么责任，给他们什么帮助。我们以自由的名义把疯子扔到大街上不管，这种自由是在取笑他们。我们对疯子欠缺同情，我们把同情不加区分地滥用到正好看起来像他们并和他们站得很近的人身上。如果我们的公共场所被劫持和掠夺，那样做有助于减轻我们隐约感到的内疚，但不能认识到问题的焦点所在。如果那样做侵蚀了社会秩序，我们——内疚的人——让谁为此负责？
以上谈的已足够多了。该是停止欺骗我们自己，清除貌似有理的自由带来的混乱的时候了。第六章牺牲穷人
性革命、反文化，所有这些促进富人解放的“文化革命”的组成部分使我们行为及价值观与信仰转变如此之大，以致在它们发生时，所有人都意识到美国文化历史中某种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东西出现了，改变了美国人的灵魂。相比之下，我们通常认为“文化革命”的其他部分，那些旨在解放穷人的部分，是纯粹的政治现象，如通过民权法案、登记选民、改良学校、划分行政选区等等。但是，所有巨大的政治变革都是从信仰与理想的早期转变中产生的。
甚至在反文化来临之前，在美国人当中占主导地位的关于贫穷根源、穷人与社会其他阶层关系的观念开始有了急剧的转变。我们革命化的关于对极贫的认识与了解；使我们为他们修建了禁锢他们的一座监狱，将他们囚禁在贫穷的命运中。尽管出于仁慈和人道主义的目的，我们给予穷人的都是禁锢和枷锁。
富人新文化中的一个中心观念最为有害，即穷人是牺牲品，贫穷就是受迫害的证据。因为通过劝说穷人，说他们是社会不公正的牺牲品，或者纯粹是巨大经济和历史力量将他们压到社会底层的不幸的被玩弄的人时，我们使他们变得消极、被动和充满怨恨。出于豁免他们无需为他们处境而负责任的慈善心理，我们剥夺了他们的个人责任感、控制感和自由感，而没有了这些品质，没有人有能力振作起精神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虽然大萧条使知识分子担心资本主义制度上的某种东西可能确实出现了问题，他们开始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但一直到60年代，这些想法才开始渗透到大众文化当中来。
通过文化体系把穷人再定义为牺牲品，很容易追溯此进程，因为本章将考虑的三个有巨大影响的主题在那个发展过程中很清楚地标明了不同的阶段。第一个而且在目前最为重要的是由迈克尔·哈林顿著的《另一个美国》，他在1989年逝世，当时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领导人。自从此书1962年问世以来，恰逢“文化革命”开始，其主要思想依然是关于穷人的居主导地位的正统道德观念的核心。今天，隔了一代之后，你仍可以从剑桥到伯克利的校园书架上发现《另一个美国》的平装本，并且你仍可以发现它经常被报纸和杂志所引用。《另一个美国》直接形成了事件：它帮助劝说肯尼迪总统将反贫困改革运动列入其中心议事日程；同时当林登·约翰逊把被暗杀的肯尼迪总统的反贫困运动作为自己的运动，此书的出名使哈林顿成为工作小组必然的候选人之一，该工作小组设计了对贫困的战争。
通览哈林顿的书，你可以看到将穷人再定义为牺牲品是何等的扭曲，不管哈林顿对穷人的认真关注及他的真正洞察力和创造力如何。今天，我们习惯地，通常下意识地得出他给我们造成的假象，并且，这是哈林顿的关于贫困的概念对穷人造成如此伤害的部分原因所在：你不能清楚地看事物也就很难对它进行纠正。
文化的毁灭孤立现象
哈林顿争论的中心就是，你看到的贫困的内容不是事实。在贫困被关注之处，你必须怀疑你感觉到的证据，因为贫困的真相不仅被隐藏，同时几乎正相反地与真相对立。哈林顿教导富人文化如何直接看到下层阶级的真相——从头到尾看一遍，结果根本就没有真正地看到它。随着此课被领悟，参与贫困讨论的人就有可能辩论道——如同他们现在一直在做——似乎他们面前所看到的东西不知何故根本就不存在。
自然，现代思潮的整个趋势鼓励人们不相信他们自己的知觉。我们现代人从弗洛伊德那儿学了高深的、怀疑的不信任，他教导说真相被隐藏起来、深埋在我们看到的华丽的表面之下的精神里。
还记得读威尔士的小说《时间机器》时那种战栗的感觉吗？我们之所以有这种感觉，不是因为对书中描写的那个奇特而恐怖的世界有恐惧之感，而是因为我们隐隐约约感觉到，我们的世界未来也可能是这个样子。《时间机器》中所描写的那种阶级的不平等现象，以及《1984年》一书所描写的那种集权政治如果按目前的势头发展下去，我们的恐惧就不是没有理由的了。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书中的情景就会成为现实。
如果你在近期的《新闻周刊》或迪奈希·德苏查的畅销书《教育要有所选择》中了解到校园里的政治改革的情况，你会有同样的恐惧之感。问题还不是人们经常谈论的大学里多元化的文化泛滥，种种破坏性行为，待遇不公，文风不正，种族歧视和意识形态狭隘等。真正的问题是大学里正在发生的事，在校外更大的领域里已经发生了，只是没有那么显眼而已。
政治改革和种种类似的运动不是孤立现象，而是本书前几章中所讨论的知识界和知识分子发生的变化的延续。这种文化上的自由化倾向已经严重地损害了文化本身。
很明显，这种破坏绝非偶然，而是存心的。有产阶级的富人有意诋毁西方传统文化的部分权威，一方面使他们自己免除一些清规戒律，一方面也想借此改善穷人的状况。由于不想把问题的责任推给事情的受害者也就是穷人，富人就在西方的传统文化中找茬，把它叫作精英文化、种族主义文化或阶级文化等。还说这些东西的宗旨就是为富者越富、穷者愈穷制造理由。
〖3〗第十章文化的毁灭〖4〗〖1〗〖2〗梦想与梦魇〖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学生人数的增长，大学和学院成了美国世俗文化的主要推动者。自从维多利亚早期的地理学家通过对化石的研究提出《圣经》中所说的上帝在七天内创造了世界的说法是错误的，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发表以后，宗教的权威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可以说，宗教已经不再是我们信仰、价值观和道德的基础。
两千多年过去了，人们仍在探讨什么是神、真理和正义，探讨人类的本质是什么，人作为个体和群体应该怎样生活，以及什么是责任、荣誉、友谊、爱情、美德和自由等等。人们还对历史作了大量思考，研究在不同时期，人类是如何组织其社会结构的，领袖人物的行为方式如何，以及这些行为对外界产生何种影响。当然还有科学发现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的研究。
换句话说，20世纪，西方文化是伴随着基督教神学、古典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科学研究以及崇尚自由、民主的个人主义思想而发展的。这种发展始于欧洲，最终在美国达到巅峰。学校的任务，就是通过教学使这种传统延续下去。教师当然在这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早在60年代校园动乱以前30年左右，马克思主义、弗洛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