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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最后会强大，党最后会强大，一时一事的政策是可以调整的，就是政策要围绕着全国人民的利益来调整，这样才能取得民心，社会主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他是坚信这个能成功的。
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父亲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这是他毕生的追求。
第二部分：父亲教给我那么多核桃和评弹伴随生命的最后历程
陈伟华，1947年出生，中共党员，中学高级教师。1966年于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1968年被分配到北京怀柔县辛营公社，先后在三渡河中学、辛营中学任教师。1978年3月至1982年1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曾在国家人事部干部局、政策法规司、考核奖励司工作，以后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任历史教师。曾任学校文科支部党支部书记、学校教研员。是北京市第九届、第十届政协委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社会上有些风声，说是要批判我父亲，街上开始出现一些小报、标语，甚至有些地方已经采取行动。
总理非常关心我父亲，安排他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居住。当时我19岁，刚刚高中毕业，没有马上分配工作，每天还要去学校，所以就住在家里。
第二部分：父亲教给我那么多我爸爸从来没有反对毛主席
有一天晚上，我听见门口警卫战士说，红卫兵来了！造反派来了！接着就听到有人冲上楼。实际上我还躲起来了，但是没藏住，被造反派给搜出来。他们把我带到餐厅去，围了一圈，冬天我没穿多少衣服，确实有点紧张，有点害怕。他们问我，你知不知道你爸爸反对毛主席？当时我就跟他们说，我爸爸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这是我现在能够记起来的惟一一句话。
当时造反派把我们家的东西翻得乱七八糟，还在我们家里里外外刷上打倒我爸爸的标语。他们说，你爸爸刚走，摸被窝还是热的呢！我心里觉得挺可笑的，我爸爸根本没在这儿住，你们摸谁的被窝啊！
爸爸后来问我红卫兵是怎么审我的，我给他描述了一遍，他就哈哈大笑说，没关系，如果红卫兵来了，我跟他们评理，我不怕他们，而且甩起双臂，做出走正步的样子。当时我心里特别感动，觉得父亲确确实实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早已把个人荣辱和生死置之度外，那种坚定的信念，不为任何风浪所打垮。
第二部分：父亲教给我那么多到江西的化工厂去“蹲点”（1）
父亲被疏散到江西一个化工厂“蹲点”，他带去了很多书，要利用这段时间全面系统地学习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父亲没有因为受到冲击或者职位降低了而消沉。在江西时，我们几个孩子都去过，他跟我们谈的全是读书的问题，他让我读《共产党宣言》，读马列著作，还教我学习方法。
江西的冬天天气很冷，除了暖气之外，屋里还有一个烧木炭的火盆，但仍然很冷。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父亲每天晚上读书到11点。那段时间，父亲除了到工厂搞调查研究，跟工人座谈之外，其他的时间，基本上都用来学习了。
“文革”中，我被分配到北京郊区怀柔县当乡村小学教师。最初学校开会通知我们要去怀柔县，后来怀柔县教育局又告诉我们，怀柔有靠近县城的地方，有山区、半山区、深山区。我回来就跟爸爸说了，还不知道能被分配到哪个公社呢？爸爸说，你要准备到喇叭沟门公社去，到碾子公社去，到深山去，到最艰苦的地区去。后来，我被分配到了长城脚下的辛营公社。
一段时间后，我回来跟父亲说，那个地方很冷，很多同事都有狗皮褥子，我也想让家里给买个狗皮褥子。父亲问我，这个狗皮褥子是不是真的很需要，是不是大家都有狗皮褥子？最后也没给我买。回北京上大学后，爸爸还说，看，没有狗皮褥子也过来了吧！
我第一次远离家，人生地不熟，常常产生想家的念头。有一次不是周末，我也没有向学校请假，就走了几十里山路，冒雨赶回家。没想到父亲看到我回来，并没有显出高兴的样子，而且知道我没有请假后，还严厉地批评了我，让我立即回去，说孩子们的功课缺不得，让我在那儿安心教好书，育好人，鼓励我在农村好好干下去，干出好成绩。听了父亲的话，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回了怀柔山区学校。
由于公社离北京较远，我只能两个星期回一次家。每次回家，父亲都把我叫到身边，仔细询问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有一次，我从北京返回县城，正赶上下大雪，长途汽车停驶了。为了不耽误上课，我踏着雪，步行几十里赶回了学校。每次回到城里，我都要东奔西跑，为乡亲们代买东西。父亲知道后，高兴地和家里人说：“南南（我的小名）每次回来，还要为老乡买东西，她也成了一个怀柔人了。”
我曾跟父亲说过，乡下还很穷，老乡连手纸都用不起。父亲听了，十分认真地掰着手指头，给我算细账，他说一卷手纸要多少钱，农民一个月需要花多少钱买这些手纸，农民还很穷，北京郊区的农村生活条件还算比较好呢。总的来讲农民和城市居民相比在各方面都有很大差距。他叮嘱我，每月的工资都要省着花。
父亲从来不吃所谓的高级菜，也不吃山珍海味，就吃普通的菜，西红柿炒鸡蛋就算是好菜了。连厨师也说，首长一年到头就吃几样普通的家常菜，我这个技术也提高不了。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父亲经常工作到深夜，很劳累。肖秘书看他身体日益消瘦下来，就和保健医生研究，是不是中餐单独炒一小盘肉菜给他。后来就把这个主意报告给父亲，父亲说，我现在比在延安吃的好多了，不必单独炒菜。身边工作人员只好作罢。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经常说两句话，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主，老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呢？他说在旧社会，旧政府对于广大的贫苦群众不关心，广大的穷苦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现在共产党当政，刚刚解放，经济不怎么发达，我们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你首先要解决老百姓的吃穿问题，最主要的是解决吃的问题。
他很关心群众的吃菜问题。那个时候卖大白菜，北方老百姓叫当家菜，他说大白菜是大多数人都吃的食品，冬天老百姓就是靠大白菜、土豆这两种东西，卖得太贵了他买不起，没法吃，他没菜吃不行啊！他要秘书告诉管大白菜的人，储存运输一定要搞好，每一个环节都要搞好。一直到他病重期间，还关心北方的大白菜。
在医院里，父亲用的点眼药的棉花球都保留下来，消毒以后再用。他的一件皮坎肩，是辽沈战役的战利品，穿了几十年。有一年冬天，已近11月中旬，北京的气温骤降。周总理去父亲那里，见他正披着棉被坐着办公。总理于心不忍，马上表示特许这里提前几天供暖，但父亲一再坚持说，11月15日开始供暖的时间是我定的，我不能破这个例！
第二部分：父亲教给我那么多到江西的化工厂去“蹲点”（2）
现在我们家的水池边贴着一个“节约用水”的纸条，提醒孩子们增强节水意识。不知是谁贴了这个条子，大家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太正常了。
父亲生前就常教导我们，什么东西都不能浪费，任何资源都要爱护，这些东西都来之不易。尤其是北京市的水资源比较紧张，节约用水不光是我们自家的事，也关系到整个国家水资源的问题。
由于“文革”中教师被打成“臭老九”，教师的社会地位比较低，待遇比较差，师范学校招生困难。父亲了解这些情况后，专门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切实解决他们的住房等实际困难，“使教师成为最受人尊重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
为了给社会起带头作用，他曾经跟他的秘书透露过，说伟华是学师范的，应该回到教育战线去。父亲的这个想法也通过秘书透露给我，当时我恰巧也是难舍七尺讲台，留恋师生情谊，还想回到教育第一线。
做出这个选择后，我就回家告诉父亲，他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举双手赞成。回到学校工作一段时间后，父亲又把我叫到身边，详细问我学校的情况怎么样，工作干得好不好，说你一定要好好工作，当一名好教师。
父亲一生淡泊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