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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说，评弹的曲调优雅，词非常美，弹词就像中国其他戏曲一样都是诗，而且诗的句子非常对称，都是经过多少代文人不断锤炼以后形成的。一直到病重住院，他仍然靠听评弹来缓解肉体的疼痛。
从来没把权力用在家人身上
父亲病重时，国务院一位领导同志来看望他，跟他讲到国家的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父亲躺在床上说，你有一个数字说错了，应该是多少多少。后来那位领导同志回去查了，第二天特别兴奋，跟陈元说，老人家比我记得都清楚，那些都是经济上的一些数字，是财政税收。
父亲始终把党和国家的事业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时刻想着自己肩上担负的责任。他对自己要求严格，从来不轻易使用手中的权力，从来没把这份权力用在自己或家人身上。他常说，权力是人民给的，必须要用于人民，要为人民谋福利。
第二部分：父亲教给我那么多父亲教给我那么多
陈元，1945年生，中共党员，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曾任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书记，北京市委常委、商贸工作部部长，中国人民银行党组副书记、副行长。现任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理事，国际清算银行稳定金融学院顾问委员会成员，荷兰国际集团顾问委员会成员等。
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
父亲是在农村长大的，只上过小学，后来进城到商务印书馆当学徒，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他跟群众的联系很多，对群众的认识和理解程度很深，群众对他的影响也是终生的。把他推到革命队伍里的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过湘江的时候，他率红五军团殿后，一天吃不上一顿饭，部队损失很大，很多早晨还在一起的同志，到晚上就牺牲了。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时期，牺牲的同志那么多，大家眼泪都哭干了，哭不出来了。这种情况下，是一种理想、信念和使命感在推动着他。
父亲能面对任何逆境，从不沮丧，因为他觉得比起牺牲的人，他算好得多。
第二部分：父亲教给我那么多你敢揭发我共产党饶不了你
父亲多次遇到过危险情况。长征途中他曾经从四川回上海，按党中央的要求在上海重建地下党。当时苏州河上有十几个桥，每个桥头都有国民党特务，很多都是叛徒，认识他，而且很多地方都挂着通缉他的像。那一次，他不幸碰见一个特务，立即对特务说：“我警告你，如果你敢揭发我，共产党饶不了你，早晚有一天要找你算账！”父亲做那么多年地下工作，特别能掌握叛徒的心理，果然那个特务被吓住了，把帽子往下一压，一扭头，就装作没看见过去了。因为当时共产党的特科在上海已经名声大振，谁要跟共产党作对，过不了几天就被教训了，所以这些特务一个个都胆战心惊的。
父亲说，那时候，他常常弄个自行车运送党内的印刷材料，前面后面加一本普通的书作伪装，拿纸包住。到租界边上，外国兵就问拿什么东西。父亲说，那会儿你不能慌，你要一慌，外国兵就会打开书一本一本看。一般情况下，他们“哗”地一下把面儿上包装的那张纸撕开，扫一眼，一看你从容应对，很坦然，就会说，走吧，一挥手就走了。其实边上是普通的书，中间都是我们共产党的宣传材料。父亲就靠着这种机警和冷静，闯过了很多险关。
“文革”中，处境一下子变化很大，但父亲始终能做到随遇而安，不管在北京、去南昌，到工厂、企业或农村，无论别人说他什么，境遇如何困难，他都泰然处之，看不出有任何情绪波动。他说，有一些老干部，本来身体不错，就是“文革”中对于受批判没有精神准备，对自己被打倒、靠边站想不通，就郁闷，然后就生病，病情就恶化，结果病故了。
父亲20世纪70年代初回到北京，国庆节中山公园搞活动时，见到周总理。总理坐前排，父亲坐后排。周总理走过来和他握手寒暄，周总理说了一句话，使父亲特别得意。周总理说，你精神不错，还能坚持十年！
父亲十分重视干部的选拔和培养。即使在下放江西的时候，他也非常注意观察接触到的人，注意培养和教育他们，包括工厂里的工人、办公室的干部，甚至是到外地时接触过的人。通过很简短的交谈，父亲就能了解一个干部的特点，发现弱点并帮助其提高。父亲对待干部，都是出于一种爱心、善心去帮助，从来不会抓人小辫子，也从来不整人，所以很多干部愿意跟他谈话。
父亲心胸极其豁达，眼界也极其开阔。“文革”中，有相当多的造反派做了坏事，其中不少是年轻人，但父亲认为绝大多数年轻人是好的，多数年轻人还是优秀的，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优秀的干部还是到处都有。
第二部分：父亲教给我那么多用干部的最高境界是“就地取材”
父亲一直有一个看法，就是用干部的最高境界叫“就地取材”，不要走到哪儿带一帮干部去，不要到哪儿调一帮自己原来单位的熟悉的人到这边来，要“就地取材”。父亲特别讲到，要成千上万地提拔年轻干部，不是一个两个，是成千上万个。有些地方可能装样子，就提那么一两个人，多数人都不动。父亲说，不能这样，要成千上万地提拔年轻干部，各级领导干部里都应该有年轻人。
20世纪80年代，父亲开始关注党风问题，关注党内的以权谋私问题。1980年11月，他严肃地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我觉得他对于反腐败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是来源于他对党的历史的了解。
他眼看着这个党一步步成长起来，成为全国人民的领导和精神支柱，是来源于群众的支持和信任，只要有群众的支持和推动，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他最怕的就是脱离群众，最怕的就是群众不信任，怕走到苏联党搞特权的地步，成为官僚党、特权党。
20世纪60年代初，父亲特别喜欢周末去公园走走，跟那些花匠和游人聊聊。后来忽然就不去了。家人感到奇怪，就问他为什么不去公园了？他说，现在老百姓吃不上饭，我对不起老百姓！
当社会上出现腐败问题时，他深恶痛绝，觉得这是最大的威胁。父亲说，共产党员腐败将会失去群众的支持和信任，那是不可思议的、不可想象的事情，那就等于说，共产党变成毫无意义的官僚集团了。他们一辈子白干了，革命不能走到这一步！所以，他将党风问题提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提到不能再高的高度，这跟他一生的做人品格和信念以及他对全局的了解，都是连成一个整体的。
第二部分：父亲教给我那么多抓腐败先从高级干部抓起
父亲觉得对共产党来说，一丝一毫的腐败都不能有，要彻底地清除，并提出抓党风，抓腐败，首先要从党的高级干部抓起。他说，这些事情都是上行下效的，领导干部带头守法，下面就不敢乱来，领导要是自己开了口子，那下面就乱套了。
记得有一次，一个老干部的孩子出了问题，卷入一些案件里，那个老干部转着弯找到我父亲，想说情。父亲停了一下说，老干部的功劳是老干部的，子女做错的事情要自己负责。他没对这个事情讲任何一句话。
父亲外出从不坐专列，对各地领导提出的要求，就是不接不送，不请不到，以免干扰当地的工作。他每天吃饭就是四菜一汤，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20世纪50年代末，他参加郑州会议后，从河南上车，省里负责接待的人员给他那节车厢上装了两三只鸡。为了这个事情，他整整发了一个星期的脾气，觉得这是腐败作风，到下一站，火车停下来加煤加水，他把这几只鸡拿下去，让省里领导收回，这才算完。
第二部分：父亲教给我那么多在地震后裂缝的房子里
我们原来在北长街住的那个房子，地震以后，从上到下裂了，裂缝从里头能看穿过去，都透气了，已经被定作危房。当时我们也想翻修一下，设计和预算全都弄好了，最后一分钟，父亲忽然把所有的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