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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为父亲而自豪“毛主席比我们高明！”
他带着我学完《毛泽东选集》以后，很长时间是读《列宁选集》和《列宁全集》。他讲到，列宁在苏联党内有很高的威信，但是在党的会议上，列宁是允许别人当面给他提不同意见的。列宁领导的这个党有很多人水平很高，有的时候列宁在会议上谈一个观点，还没有讲完，就有人站起来讲不同意见，列宁都能够包容，能够认真倾听。他说，列宁不仅提出民主集中制，而且在民主集中制这个问题上以身作则。后来，他就讲到，如果我们共产党能坚持民主集中制，那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就有希望；社会主义国家有希望，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就一定能够成功。他把民主集中制看成是和党的生命一样重要的东西，每次谈到这儿，都非常激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内又恢复了民主集中制，父亲特别欣慰，他说这是党内应该长期坚持的，好的风气又回来了。
父亲不希望儿女参与他的工作，不该听的、不该看的文件，不该听的事情，他不希望我们多问多说。
20世纪70年代末，父亲在杭州时，常常去书场听评弹，当时杭州警卫处派了工作人员跟着他，但是他要求只要一两个人跟着他，不要单独为他留位置，哪儿有位置就坐哪儿，不要把他和群众分开。一天，去书场听书回来，警卫员跟我说，今天一个老太太把首长的鞋都给踩掉了。因为跟群众一块往书场里拥的时候，别人也不知道他是谁，所以把他的鞋踩掉了。
到了1982年、1983年的时候，我陪着他在杭州公园里散步，他就在群众中走来走去。他最喜欢的就是人家不知道他是谁，他在那儿很轻松、很自如地走一走。他说不光是看风景，主要是看群众都在干什么，看群众安居乐业的样子，他心里很高兴。
父亲喜欢逛百货商场，他说一看商品的档次，一看货全不全，就知道现在经济发展得怎么样。所以一有时间，他就到大百货市场、小百货市场，包括杂货铺去看看。北京的东安市场、东单菜市场、西单菜市场，他全都转过。我们北长街那个杂货店他都去看过。他跟我讲，别看就五平方米的小店，老百姓可离不开，因为小孩的铅笔、笔记本，还有橡皮、墨水、毛笔，都在那儿买。对于周围老百姓来说，这个小店非常非常重要。父亲访问北长街文具店时，那个老板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他就坐那儿看看老板怎么做，他说有一个人总是坐在后头拿着个水烟袋在抽，而且戴的是个瓜皮帽，他说这个人是在小店决定战略，他决定进什么货，出什么货，该给顾客准备点什么东西，后来他把这个例子到处引，他说我们需要有这种瓜皮帽、水烟袋的人，就是站在比较远的地方去看全局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一次我看到父亲拿着我哥哥写的一个纸条，上面写了我哥哥的一些观点，旁边有我父亲很多批注，什么地方对，什么地方不对，而且把不对的地方拿红笔划得很重。我就问父亲，我哥哥这些观点是非常有见地的，我说您为什么这么看，这么批评？后来我父亲就讲，他说能够正确地提出问题，不容易，一个人能够正确地分析问题，认识问题，提出问题，这是一个很长时间锻炼的过程。他说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提出问题以后，经常听取反面意见，有的时候毛主席自己听不到反面意见很着急，有时候自己就站在自己的对立面批驳自己的观点。他说我哥哥这些意见一定要有一些反对的意见来批驳，才能锤炼出一个有真知灼见的人。
第三部分：为父亲而自豪和父亲讨论“不唯上”
我听父亲讲过15个字。他说他在延安学习的时候，就提出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我对父亲说，在部队当兵，你这个“不唯上”恐怕行不通。父亲说，“不唯上”不是反对上级，但是上级讲的事情，上级有的时候可能跟你离得很远，或者并没有做这件具体的事情，所以你在对具体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时候，你一定要向上级真实地反映情况，即使上级不这么看，你也要能够真实地反映情况，这样能使上级全面地了解情况。他对“不唯上”、“不唯书”看得非常重，看做是终身的座右铭，这个对我们这些子女影响也很大。父亲跟我讲，毛主席在延安给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主席成功的经历中间都贯穿了这样一种精神。他说我自己做经济工作也是这个经验，只要我们实事求是，最后这些事情就能做好。如果我们不实事求是，这些工作就做不好，开始看起来大家都赞成了，但是最后可能还要翻车。他说事实是最硬的，关键就是事实，我们一定要把真实的情况拿到手。
父亲在做外贸工作顾问期间，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当时他请了很多经贸部的局长、处长，甚至处以下的干部到我们家里来。有时候座谈会一开就是半天时间，大概一个星期有三到四次座谈会，他做了很多很多的笔记，每一项商品的进口是多少，换汇水平是多少，密密麻麻地记了很多数字。有时候一个公司的商品可能有几百种、上千种，他把主要的、大众化的商品都记在自己的本上。你如果看他的笔记，会觉得怎么这么枯燥，全都是数字，但是他告诉我，这些东西都非常有用，很多规律性的东西就在这些数字里。他总是通过第一线的人把数字调查清楚，再做分析比较。
第三部分：为父亲而自豪父亲一向反对宣传他
1983年春节，父亲接见烈士子弟，气氛很热烈。大家散了以后，我陪他走回办公室，他情绪很激动，脸涨得红红的。他跟我讲，中国革命特别艰难，成千成万的人都牺牲了。很多对中国革命有过重大贡献的人，我们都没有宣传过，或者说很少很仔细地宣传他们，这些人有些是我的上级，文化水平、工作能力都比我高，资历也比我老。中国有一大批老干部还在世，他们很多人对党有很大贡献，对这些老干部我们也没有很好地宣传他们。当时也还没有这个条件。
1984年的一天，父亲把我叫到办公室跟我谈话。他先问我在做什么工作，我讲在做干部工作。他就问我做些什么事情，我给他报告了以后，他想了半天没说话。后来他问，如果你工作中有了一点儿别人认为做得不错的地方，你怎么办？我说我就谦虚谨慎啊。他说你怎么才能谦虚谨慎？我说我时时记着，一定要在思想上保持警惕，谦虚谨慎。他说我告诉你，最重要的一条是你要摆正你的位置，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是群众和领导一起做的，你不能把成绩算到自己的账上，要算到组织和群众的账上。
他还问我，如果工作有了缺点，别人批评了怎么办？我说那我就找批评我的那个人详细谈谈，他说这样好，共产党员就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了自我批评的精神，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后来我从他办公室走出来了，快出门时，他还在喊，你要摆正你自己的位置！
父亲在延安做了七年组织部长，他能记住的干部名字大概有将近3000人。他说，做组织工作要熟悉干部，了解干部，要体会干部的思想和心情。
父亲去世前的最后两三个月，躺在病床上，气管已经切开了。有一天晚上快十点了，我临走前，他要跟我说几句话，让我把塞子塞上。他说，如果我没有到上海，没有当工人，没有到商务印书馆，我就没有机会接触共产党。从青浦到上海，这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段，只有这步迈出去了，才有机会接触到共产党，才有这样的一辈子。有时候父亲发着高烧，还说胡话，说，先念、先念，这个事咱们商量商量，小平同志是什么意见？我们在旁边看着他发烧还在想这些事，心里特别难过。
第三部分：为父亲而自豪为父亲而自豪
陈方，1950年出生，中共党员，1969年至1972年在北京第二通用机器厂当工人，1972年至1977年在福州军区服役，1977年至1980年在北京航空学院读书，1980年至1988年在海军论证研究中心工作，曾任该中心科技部器材处处长。1988年至今在中国中山实业公司工作，现任公司总经理。
记得画册《陈云》出版前审定内容的时候，画册编辑委员会的同志请我们家属过去征求意见。看完后，我到父亲那儿去。我说我们看过画册的清样了，里面有好多您和其他领导同志的照片。父亲说，我对编这个画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