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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涨价河北律师向铁道部讨说法一案也是原告败诉，但它的积极影响却相当深远。 2000年12月21日，铁道部下发《关于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票价实行上浮的通知》。该《通知》规定2001年春节前后部分直通列车票价上浮20％至30％。由于票价上浮，河北省律师乔占祥两次乘车共多支付9元。乔占祥认为铁道部发布的《通知》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向铁道部提起行政复议。铁道部在复议中维持了票价上浮通知。乔遂以铁道部上浮票价未经价格听证程序为由，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决铁道部撤销复议决定，撤销票价上浮通知。一中院一审判决乔占祥败诉后，他又提出上诉。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铁道部的通知是向主管部门上报了具体通知方案并得到批准之后所做的。在价格法配套措施出台前，铁道部价格上浮行为并无不当之处，遂驳回乔占祥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此案是全国法院系统内受理的首起部级行政机关因调整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行为被公民认为侵权而被提起诉讼的行政案件。虽然原告在该案中最终败诉，但此案的积极意义不可低估。在该案仍在二审期间的2002年1月12日，原国家计委就2002年铁路春运票价调整举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国家级价格听证会。
用虽败犹荣来形容乔律师，一点都不为过。
当然，公益官司虽然不好打，输多胜少，但也有成功的先例。被誉为“公益诉讼第一人”的邱建东就曾打过著名的“一块一官司”、“一块二官司”。
第五部分：公益诉讼难何时成利剑公益诉讼难何时成利剑（4）
1996年元旦刚过，福建龙岩消费者丘建东在龙岩市人民法院状告龙岩街头一家公用电话代办点和它的委托者龙岩市电信局。原因是该代办点未执行邮电部夜间、节假日打长途电话应半价收费的规定，多收了他06元人民币。丘建东援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要求加倍赔偿，共计12元。
此事经媒体报道后，“‘一块二’官司值不值得打”在全国引起了广泛讨论。龙岩市电信局随后对该市公话市场秩序进行了大力整改。媒体称丘建东为“中国公益诉讼创始人”。
1996年12月，丘建东在北京出差时，发现北京的公用电话也是不分昼夜、节假日一样收费。31日晚，他在北京前门附近一电话亭打长途，被多收取055元，随后他一纸诉状告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电话亭主王汉金及电话亭所属单位北京市厂甸电话局双倍赔偿，计110元。此案被新闻界称作“一块一官司”。
1997年12月1日，法院审理认为，王汉金作为公用电话亭代办户，在向丘建东提供长途电话服务时违反规定，多收电话费，属欺诈行为，王汉金应赔偿丘建东所受损失。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法院判决王汉金赔偿丘建东110元，厂甸电话局承担连带责任。
无独有偶，郑州消费者葛锐打的“3毛钱如厕官司”也胜诉了。1998年10月的一天，葛锐在郑州火车站候车室如厕时，被管理人员索要3毛钱如厕费。事后，葛锐经多方调查咨询得知，财政部、原国家计委已于1993年明令取消火车站厕所收费，但铁道部自行发文，允许对火车站候车室厕所收费，郑州火车站还领到了郑州市物价部门的站内厕所收费许可证。当月，葛锐一纸诉状把郑州火车站的上级郑州铁路局推上了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要求郑州铁路局赔礼道歉并退回3毛钱如厕费。
一审败诉后，葛锐又上诉到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年3月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葛锐胜诉。法院认为，郑州火车站候车室在郑州火车站范围之内，候车室内的厕所收费违反行政法规。此时距离葛锐起诉已经过去了整整两年半时间。
“3毛钱如厕官司”胜诉后，葛锐向郑州市物价局递交了举报信，请求郑州市物价局查处郑州市火车站高架候车室厕所乱收费的行为，没收其违法所得。然而，几个月过去了，郑州市物价局没有查处这一乱收费行为，也没有给葛锐任何答复。葛锐一纸诉状将郑州市物价局告上了法院。这次诉讼立刻引起了原河南省计委的高度重视，经调查，计委依法做出了将郑州火车站违法收取的174万余元如厕费全部没收的行政处罚。
这都是公益诉讼取得胜利的典型案例，看着就让人心花怒放。老百姓是弱者，仅凭自己的绵薄之力要打败铁老大们谈何容易！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胜利才特别值得称道，特别值得赞扬！
提到公益诉讼，还必须提到中国政法大学在校硕士研究生——郝劲松。2004年以来，郝劲松这个名字屡见报端。他死盯住火车和地铁不放，一连打了几个“连环官司”。
2004年5月18日和29日，郝劲松在北京地铁复八线交5角钱买专用币如厕。当他索要发票时，工作人员称地铁厕所没有发票。于是他提起诉讼，要求地铁公司开具正规发票并书面道歉，就此问题他也向税务机关举报。调查后，西城区地税局要求地铁公司补交2万余元税款，同时处罚款1000元。12月10日，西城法院判决地铁公司给郝劲松出具面值为5角的发票两张。同时，地铁公司当庭向郝劲松致歉，并表示复八线的移动厕所全部配齐了发票。
2004年12月27日，郝劲松拿着厕所使用费的发票再次状告地铁公司，索要5角如厕费。理由是地铁复八线没有设计免费厕所而使乘客上收费厕所，把弥补不设计厕所缺陷的费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侵犯了消费者的财产权。
就在这起官司审理期间，郝劲松因在火车上用餐消费索要发票未果，将北京铁路分局告上了法院，要求该局补开用餐发票，并书面道歉。2004年11月28日，铁路运输法院一审驳回郝劲松的起诉，理由是郝劲松不能证明自己索要过发票。郝劲松不服，提起上诉。但在2005年4月，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终审判决郝劲松败诉。
第五部分：公益诉讼难何时成利剑公益诉讼难何时成利剑（5）
在此案审理过程中，郝劲松以火车上不开发票、涉嫌偷漏国家税收为由，向国家税务总局举报，但未得到答复。于是，郝劲松又把国家税务总局告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随后，他又以火车退票费无发票为由，再次将北京铁路分局起诉到法院，索要发票。
今年2月18日，他因在火车上消费没有正规发票，第三次状告北京铁路分局，证据里有3张盖着列车长工作章的消费白条。吸取了前次败诉的“教训”，郝劲松这一次显然是有备而来。
2005年3月4日，此案在东城区法院开庭审理，但庭审仅进行了7分钟，法官就宣布休庭。理由是涉及铁路的案子，管辖权应该在铁路运输法院。
郝劲松一口气打了6个官司，目前仅赢了一个。说来奇怪，这惟一的一个胜诉案是在地方法院里取得的，其他几个告铁路部门的案子，他都没赢，或正在审理中。在郝劲松看来，让铁路运输法院来审理北京铁路分局，它们哪有“内讧”的理？自己的败诉基本上在预料之中。在与铁路部门的较量中，郝劲松虽然没有胜诉，但他的力量已经凸显。2004年10月28日，铁路部发出《关于重申在铁路站车向旅客提供餐饮及出售商品必须提供发票的通知》；今年3月下旬，铁道部发出《关于进一步规范站车经营秩序行为的通知》，要求站车经营餐饮和商品等应出具税务发票。
有良知的小老百姓一次次地努力，一次次地抗争，用自己的司法实践，呼吁着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在2005年召开的“两会”上，面对环保“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一些污染者宁愿认罚也不守法等现象，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在提案中呼吁：尽快着手建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形成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责并举”的环境违法制裁机制，以便更加有效地保障公众的环境权益。
梁从诫委员建议，一是在《环境保护法》中进一步明确有关主体对侵犯公益的行为提起诉讼的权利，保证环境公益的诉讼权得到环境基本法的肯定；二是用法律形式赋予一切单位和个人以诉讼权，不论国家机关还是公民个人或其他组织均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