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本案掀起的大浪渐渐远去之时，社会上又发生了一件影响广泛的大事，即“苏丹红（一号）事件”，这一事件暴露出有关政府职能部门食品安全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国家禁止使用的“苏丹红（一号）”长期没有检测标准，对它的存在相关职能部门视而不见，加有“苏丹红（一号）”的产品被质检部门贴上合格的标签，从广东销往全国各地，任由其损害消费者的身体健康。直到苏丹红（一号）的面纱在国外被掀开，这才引起国内舆论的注意。然而，当这一事件引起舆论的指责时，却没有任何一个政府部门主动出来承担责任，哪怕仅仅是说一声“对不起”！同时，目前也没有看到纪检检察机关要对此进行问责的迹象。总之，人们看到的还是“一只只沉默的羔羊”。
实际上，类似的事件很多很多，只要人们稍微留心一下，随时都能听到、看到此类问题，但看不到相关部门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更看不到相关责任人因此而受到处分。
或许可以说，这是制度的悲哀。
都说中国的官员最好当，或许真的是这样。权力大，责任小，岂不是一个好差事？
目前，国家正在大力倡导“落实科学发展观”，这里涉及到完善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机制问题，涉及到对政府职能部门失职行为进行问责追究的问题。权力与责任应该是对等的，有多大的权力就应该有多大的责任。监管失职，就必须进行问责：该引咎辞职的要写辞职报告书，该降职的要降职，涉嫌构成犯罪的要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总之，应该按照政府的责任与权力对称原则，进一步完善政府问责制。
第四部分：晨报打头阵媒体掀波澜工行咬碎牙低头终服软（1）
实际上，不仅有关管理部门默不作声，连本案的另一个主角北京工行也一直奉行“不吱声”的策略。从官司刚立案起，他们就想方设法让我撤诉，息事宁人，以免给自己造成不利的影响。在官司进行过程中，一些记者先后提出采访工行的请求，但基本上都被婉言谢绝。
但是，2月18日，工行终于坐不住了。
这一天，面对各类媒体的狂轰滥炸，北京工行借《京华时报》一角，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称，工行的行为是合法商业行为，并未构成“不当得利”，法院也认定工行的收费行为是合法的。工行在推出牡丹交通卡时，国内并无相关规定，补卡收费标准是根据工行自身服务的成本核算后得出的价格。由于代缴罚款只是牡丹交通卡中的一项功能，从本质上讲，牡丹交通卡提供的服务仍是商业性的。
工行北京市分行相关工作人员还告诉《京华时报》记者陈哲，称1999年工行推出牡丹交通卡时，本市300多万司机每人免费领取了一张。“每张卡制作成本是3080元，免费送出的300多万张卡总价值接近1亿元。为了推出牡丹交通卡，工行在前期系统开发上的投入也是1亿元左右。这还不包括后期系统维护和其他相关的人工费用。”这位工作人员说，1999年推出牡丹交通卡至今，工行共办理补卡手续1万张左右，除去每张卡本身的制作成本，工行收回的总研发成本不到100万元。对于是否改变目前执行牡丹交通卡补办收费标准，工行方面没有做出正面回应。
一直想方设法藏在幕后的北京工行终于走上了前台，虽然这个亮相并不精彩，相反还招来更多的诟病。
2月18日，北京工行的相关责任人又对《北京青年报》记者王旭“诉说”了一通自己的“委屈”，并表示，工行将不折不扣地执行法院判决。同时，工行正在酝酿为牡丹交通卡增加更多的新功能，将收费标准更加透明化，也不排除重新制定的可能。
“当然，我们不会让每个持卡人承担过多的投入成本，但如果是持卡人由于遗失等个人原因补卡，两次卡片的制作成本以及人工成本还是有必要承担的。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怎样让持卡人觉得这100元补卡费交得值。”该负责人介绍说，目前的牡丹交通卡功能非常强大，除了记录罚分外，存取现金、在POS机上刷卡消费，以及买电、交手机费、房贷、电话银行、网上银行等多项业务，都能通过牡丹交通卡一次完成。“工行还正在与交管局协商，争取以后在街头停车，也能通过牡丹交通卡实现轻松交费。”
工行诉说自己的“委屈”或许得到了少部分人的同情，但其相关负责人在另一个场合的表态却更加激怒了持卡人，这就是“一个民事案件的适用只针对案件本身”。这一表态的言外之意是：他们将不折不扣地执行法院的判决的表态，实际就是只退还本案原告6920元，其他上万名补卡人都别想从这一官司中获得退赔款！
工行最恼人的话，是“一个民事案件的适用只针对案件本身”，不过，这句激起众怒的话却是正确的。在目前我国的法律框架下，在没有判例法的情况下，一个民事案件的确只适用于案件本身。然而，工行的这种表态实际上面临巨大的风险：成千上万补卡人的钱你不退，理论上说这些人都可能到法院提起诉讼。
在那几天里，我先后接到几位陌生人打来的电话，他们向我反映补卡的经过：在法院已经判决生效的情况下，工行仍然向其收取100元补卡费。尽管他们据理力争，但工行方面不让半步。为了能继续开车，为了不让警察拦下罚款，他们只好忍气吞声交钱补卡，但临走前撂下一句话：你们等着，我也要去法院告你们！
他们可不是说着玩的。一位朝阳区姓崔的师傅还特地从我手里要走了起诉书的草稿，说是要“照着写状子”；另外几位先生说，要“多找几个人”，一块儿告。他们准备搞集团诉讼！但我告诉他们，因为其处于不同的城区，可能有个管辖权的问题，集团诉讼恐难办到。
就当这些人四处联络的时候，2月26日，《北京晨报》报道说，在京郊怀柔区，已经有人到法院起诉工行并已立案，要求返还不当得利6920元！这是继我的案子之后，第二例因为牡丹交通卡起诉工行的。
这些人的行为说明他们对工行的解释不屑一顾，不合法的、不公平的交易人们无法接受。从工行的解释中，人们还可以看到更多的不公平。
工行输了官司却还嘴硬，让人生气却也无可奈何。这时，我的同事赵某给我出了一个主意。
赵某是一个风风火火的人，能说会道。她是民主人士，给我出的主意也离不开建言献策。
她说，还有几天就要开“两会”了，可以把工行这个事情“捅”到“两会”上去。她认识几个全国政协委员，可以让他们出面，向大会提出提案。
我想，这倒不失一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草拟出一个提案。提案的名称叫“关于对牡丹交通卡发放管理工作进行改革的建议”。
赵某拿到我草拟的提案后，进行了“拔高”，把题目改为“警惕商业机构利用政府的行政权力形成商业垄断”。后来，这个提案通过民建反映到中央有关部门。
工行当然不知道这一切，他们仍然在诉说自己的“委屈”。工行“诉苦”称自己投入过亿，补卡收回的钱才100万，亏损很大。然而，人们要问，工行为什么当初要做这笔一看就知道赔本的买卖？是不是他们的经营头脑有问题？如果顺着银行给出的前提去推算结论的话，你会发现这是一个近乎荒唐的逻辑。如果要全部收回成本，最基本的前提是每一个司机至少要丢一回卡、补一回卡。假如把牡丹交通卡的总发行量固定在400万张，以5年只有1万余人补卡的记录为依据，则收回成本的时间需要约500年！银行难道真的算不清账了，非要做肉包子打狗的买卖？
当然，我们心里还有另外一笔账。司机们到工行办牡丹交通卡时，每人至少要交纳10元开户费，300多万人的开户费就是3000多万元，这笔钱在工行的掌控中。倘若工行把这笔钱拿出去放贷，即使按2％的利息算，不过三五年，利息就已经超过几年补卡的上百万元钱了。这还是仅仅按每张卡里有10元钱计算的。去年5月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交通违章的处罚额度大大提高，一次罚款200元是常有的事情。这样，很多人的卡里都不会只存10元钱，总有个三五百块，这些钱加起来就是若干亿。银行不是傻瓜，最懂得理财之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