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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了一份颜色。我至今不怀疑，有了从兵到兵的履历，这人也该是心满意足了。明明已和国家的光荣梦想交织在一起，还有什么可称作失落？！
四、忆我用通俗的方式写有用的东西
我最初其实并没有想过会将我的专栏结集成书。就连最初开专栏也是很偶然的，报纸的编辑跟我谈，希望我能写一些关于西方法律制度的小文章。因为书本上关于这方面的知识过于理论化，太枯燥，妨碍了人们对这方面知识的了解。我自己也认为写这样的文章很有必要，于是就开设了“西窗法雨”这个专栏。
我觉得我是在用通俗的方式来写真正有用的东西，是结合我们自己的语境来引发读者思考，是在理论和读者兴趣之间架设的一座桥梁。我想这也正是专栏的优势所在。这样的专栏是贴近读者的，因而读者的反馈会很多，这也使我知道读者最需要、最想了解的是什么，可以及时作出调整。
我的专栏使我得到了读者普遍的肯定，1997年，“西窗法雨”成为《南方周末》最受欢迎的专栏之一，影响之大，超出了我的预想。那么在这一基础上结集成书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有了这种经验之后，我现在再开专栏，肯定会关心将来的结集出版，会在一开始便有较好的专栏设计。因为写完了如果没有一个结局的话，对自己和读者都不能算是一个交代。
四、忆我法治的文化基础（法治三人谈）
刘星（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
游振辉（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永红（浙江嘉兴市检察院起诉处处长）
游振辉：中国法制现代化最重要的文化基础是什么？
刘星：这个问题很大，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不过，我是一个十分关心“意识形态驯服”问题的人。故而，如果要问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文化基础是什么，那么，我认为最重要的可能莫过于建立相互制约的权力网络。我不认为法律问题就是法律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相反，我认为两者实际上是合而为一的，法律不过是政治的一种装饰。在这个意义上，解决法律文化问题实际上变为了解决政治文化的问题。
游振辉：您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一个是法律政治化还是政治法律化的大问题。法治是人类目前为止所能够找到的最好的治理国家的方式，尽管它不可能是最优，但只能如此。如果按照“法律不过是政治的一种装饰”的结论，那么必然导致法律政治化的结果，这可不太妙。还是政治法律化好一些，它昭示了用法律来匡服政治，而不是变成了政治的附庸。这就要承认法律是一门科学，有其自身的运作规律。
李永红：其实，上述看似分歧的见解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大家的观点中提到的“法律”、“政治”概念内涵及外延并不完全相同。刘教授见解中的法律或者政治，如果包括了人类文明史上的所有的法律与政治，不一定局限在当代法治与民主政治。与民主政治伴随的是现在通常理解的法治，欲建立法治而无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因此，两者是合而为一的，或者可以说法律是政治的一种装饰（个体自由政体民主的政治加上法律的装饰，就构成了宪政；反之，警察专横个人独裁的政治加上法律的装饰，就构成了暴政）
不过这是理想的表述，如果为某些人套用，则结果自然不妙。因为那样的话，正如游振辉所说，法律沦为政治的奴仆，政治行为完全不受法律的约束，要么是革命的需要，要么是独裁的结果。因此，值得信奉的法治，其实暗含了一个前提：民主政治制度和多元价值观的文化。具备了这个前提，我们才能讲，没有法律的政治是危险的政治。
刘星：法律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法学是否成为一门科学，是十分复杂的问题。我认为，我们需要的是细致的推演和论证。使用口号式的表述可能并不有益于问题的阐明。关于我的观点的详细论证，可参见拙著《法律的隐喻》。
这些问题的分析，涉及许多有关法律法治常识见解的瓦解。我必须承认，上述观点并非是什么新鲜观点。相反，就观点意义而言，它们属于老生常谈。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产生新的论证方式和叙事谱系，以增强其说服力。事实上，就社会问题而言，相当多的观点都是具有重复性，而学术的真正意义则在于开掘论证学理，而非创立新观点（也不大可能创立）。
当然，我这里显然不是在说我们谈论的仅仅是书斋里的趣意。讨论问题也是为了实践。我所以坚持并论证上述观点，乃是因为我相信如果缺乏必要的对法律和法治以及所谓“科学的法学”的“装饰”面孔的警惕，我们可能在追求一种目的时却走向了相反目的。我和许多人一样，希望社会民主的最终实现。如果这一价值观念具有叙事出发点的意义，那么对法律和法治的装饰性的剖解，则目的便在于防止一类不民主的东西之时警惕另外一类同样是不民主的东西。
如果法律和法治的确是“真理”，那么，信奉它们则是无可置疑的。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在反对一类“崇拜”时也就陷入了另类“崇拜”。而“法律真理”，是瓦解工作的一个目标。
游振辉：看来，这个问题又要回复到您说的“法律是什么？”上了。且不论法律是什么，但有一点，在强调依法治国、树立法律权威之时，我们过分夸大了法律的功能，仿佛有了法治，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或者法律可以调整一切，这是不对的。实际上，我们忘了社会是一个“活体”，这个“活体”有很强的自我调节功能，有很多事不必用法律来调整，而交给社会自我调节，充分发挥社会的自我调节功能，有利于使社会这个“活体”具有更旺盛的生命力，并促使社会的新陈代谢，同时也使治理国家的成本大大降低，问题是怎样把握这个度。刚性的法律调整与柔性的社会自我调节相互配合，才能建立一个和谐的人类社会。近些年各媒体上报道的“全国首例”何其多哉！这实际上是个警告，我前些时就提出警惕“法律扩张主义”，不要把什么都纳入法律调整范围，法律不是万能的。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赞同您的防止陷入“另类崇拜”的主张。其他方面我就怀疑您也“在追求一种目的却走向了相反目的”，不过这是后话。
四、忆我法律的最终立场（访谈录一）
《书评周刊》编者按：
中国思想学术界一直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常识的缺乏。虽然不能期望思想能像在1980年代那样风风火火，但是1990年代思想学术的式微除了客观原因之外，思想学术工作者启蒙意识之普遍减弱也不容忽视。这当中，刘星先生算得上是一个很醒目的“异类”。他的著作不仅学理厚实，更重要的是写得生动有趣：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深入浅出。如此，所谓启蒙，就不会再是一件又苦又累的事情了。
法律“故事”隐藏着法律理论的潜流
《书评周刊》记者（柯凯军）问：
在所有的著作中，一般读者最爱看的可能就是《西窗法雨》，以“故事”的形式来说“法律”问题，你当初选择这样的写作方式是出于何种考虑？
刘星答：
我选择这种方式首先觉得这样可读性比较强，要比抽象表述理论的方式来得有趣味，可以调动阅读兴趣。第二，我觉得，许多法律理论问题往往是和具体的法律实践交织在一起的，而在具体“故事”中，更容易理解法律理论的意义，毕竟法律“故事”隐藏着法律理论的潜流。第三，通过“故事”来理解法律理论，还容易使人不自觉地养成一种在理论背景之下关注具体法律现实的习性，因为了解法律理论的目的在于关注、参与具体的法律生活，培养、反思我们的实践立场。
法律理论有时呈现了“理论游戏”的色彩
问：
《西窗法雨》还让读者在“故事”中接受到了一种法理精神的洗礼，当然，这种理论色彩更多的是体现在《法律是什么》一书中，请问，在你以“读者”身份参与到对二十世纪英美法理学的批判阅读的过程中时，你有哪些最基本的发现？
刘星答：
我觉得，对我这个当下的中国法学“阅读者”来说，20世纪英美法理学中最有意义的东西，可能是其中的理论对法律实践问题进行抽象思考的复杂多样性，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