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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也是顺当过活的一个方式。
当然，反过来，正因为陌生人的关系不存有将来的“和睦前景”、“彼此共处”的问题，于是，出“气”，将“气”以官司的方式释放出来，也就没有熟人社会中的顾虑了。“气”，其原因蛮多。可在出气之前，总要看看能否化解。这般化解，不是为了外人，而是为了自己。如果不能化解，算清成本之后再作理论，未尝不可。进而言之，到了节骨眼儿上，没辙，不出气就是过不去，自然需要拎出钱来，不惜血本，在官司上决一雌雄，大踏步地“走向法庭”，断清子丑寅卯。反之，则需另寻思路。
二、写字小额官司——几类思考的理路（5）
五
在陌生人的关系中，用官司出“气”，有时的确是个可理解的办法。但是，还要看到一个与此略微沾边的问题。这个问题，顶要紧。
“气”，有时是单纯的“气”，比如被人踩了一脚，心里就是别扭，或者瞧见苍蝇满屋飞，硬是不舒服。这里没有直接显眼的“宏大”问题。有时却不同，它和一种意识形态话语有关。比如，为了本土气节，偏是不买舶来货品；为了男权自尊，决不向女性低头，而是“宁折不弯”……等等。此处便有一目了然的“宏大”问题。在一元钱的官司里，就有“宏大”意识形态话语这一茬儿。买书者宣称，为了自己权利以及其他消费者的权利，为了“法”字照遍大地，必须向书店挑战，即使比例悬殊地花上许多钱，也要讨回象征“自己心中澳门”的一元钱。
意识形态话语的操纵，显现了。
问题的关键倒在于，当“气”和意识形态话语挂钩时，在某些情形中，真正“气”的成份少了，直接的自身利益驱动少了。在一元钱的官司里，买书者的“气”并不多，直接的自身利益驱动也不多（否则便不会拿出许多钱来追一元钱）。如果真是为了“气”，为了自身利益，前面说过，这是可理解的。转过来，如果大部分动机裹挟于意识形态话语之中，倒需要仔细琢磨一下了。
其一，对具体的个人，意识形态话语有时并不一定带来好日子，它可能使生活变得失望。这有历史为证。解放初年，小民百姓本可一点一滴地过上自足的小日子，可一种“宏大叙事”的东西，将人们不知不觉地牵引进了“彼岸”轨道。一上轨道，便刹车不急。而时隔不久，小民百姓才发现生活似乎越来越困苦，自己的生活，远比想象来得糟糕。这是多年以后人们才反省的一个例子。其实，就算在一元钱官司里，买书者也是为一元钱，最后花去了两千元左右。这当然是损失了。在通常情况下，对买书者个人，两千元自然要比一元钱更能带来好日子。但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不知不觉地将这逆转了，将两千元“扔掉”了。
其二，意识形态话语在“放逐”一种利益的时候，有时暗中却输出了他者利益。这话语有时所以具有不可阻挡的显赫操纵力，正是因为，它与某些阶层集团的需求动力具有“同谋”关系。在一元钱官司的运行中，买书者请了律师，在法院所在地吃住了，实际上还不断地通过交通工具穿梭于路途之间，这其中就有了律师费、食宿费、交通费……等等。显然，一些阶层集团正在等待这些财富的进账。而意识形态话语的推波助澜，的确可以使财富从一处流向另一处。现在深层困惑问题不能回避了：在财富流动的背景中，对买书者个人，怎能说“官司权利”意识可以通过经济学的“外部性”，实现公平正义的伸张？意识形态话语，有时实际上在做另外一种不太光彩的事情。
当然，这世上，也会出现律师放弃代理费，餐馆免去饮食费，旅店放弃住宿费，汽车、火车甚至飞机放弃交通费，来张扬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的景观。可是这等作为的前提，依然是这些阶层集团基本存活不成问题，而且效益有余。在大面上，它们不会让小的“得不偿失”破坏了自己的“整体前景”。生活，对它们，总是实在的。
话说到这里，可以想见，“成本计算说”、国人传统中的自让和个人的社会角色定位（相对国家），无形中又可帮助买书者个人，去抵御意识形态话语的负面操纵。
六
最后再唠两下。
在大媒体的清谈节目之中，不少人赞扬买书者的小额官司行动，说精神可嘉。而在下不以为然，泼了一点凉水，说这官司兴许没有必要去打。在下总在设想，在推行现代性法律方案及话语的时候，“官司成本计算说”、国人传统中的一些过活方式，以及个人社会角色定位的自我意识，对低层的小民个人究竟具有何种意义。兴许，对他们（她），法治的目的不单是“法治”，而是为了生活得更好。
二、写字村学乡学（1）
——一种乡村制度的话语构建
民国那阵儿，梁漱溟曾为山东邹平县的乡下人做了两次演讲。之后，有人将其合成了《乡村建设大意》。演讲的末了，梁漱溟提到一类乡村组织——村学乡学，并以为，它是乡村制度建设的“清醒”进路。这组织，蛮有意思。套用梁漱溟自己的隐喻来说，它可讲“是棵新树，但它是从原来的老树根上生长出来的，仍和老树为同根，不是另外一棵树” 。
当年演讲的历史语境，和眼下有些近似，一来中西制度话语相互浸溶而又相互抵制，二来都见有“自治制度”在乡村的发育涌动。这样，解读“村学乡学”，也就不免有了一点意义。
一
中国太大，而且主要是“积乡而成” 。广袤且主要是乡村，便使沾染不少城市色彩（民国时期）的国家法律制度运作起来不太灵便，或说鞭长莫及，直至形同虚设。国家法律用文字写了出来，自然需要人力传送下去，执行下去，并且，需要一种大背景的文化意识形态作为潜层支撑。可是那阵儿的民国，正像许多人认识到的，在传统经济的产出能力上捉襟见肘，无法提供足够的人力所需的钱财支持。在文化意识形态上，也是一准的叫人头痛犯愁：乡民村民在灰色的幕后一方面拨拉着小算盘，另一方面，抱守着人情礼治的陈年老套。于是，政府到底像不少朝代皇权所做的，推出了“地方自治”策略：留出相当政治空间交由地方自己了断。
“地方自治”，在乡村就是乡村自治。
乡村自治的基本路数，是今人熟悉的。毕竟眼下也开始了“村民自治”的运动。
自治的头条，兴许是多数议决。大凡村事乡事，大家要开会表决，之后，立下文字规矩。无论怎样，不能一人说了算。否则，可说是“政治侵权”——侵犯了村民乡民的自治权利。二是对领路人有个制约。领路人，比如村长乡长，出了毛病，村民乡民不喜欢他了就可以罢免废掉。这是外部制约。另有内部制约。像乡里有乡公所、监委会（在民国时期）一类的组织角色，它们相互看守，盯着彼此一言一行。而监委会还瞅着乡长的一举一动，发现腐败苗头，立刻揪出公布于众。三是，村社头头可以将犯事儿的村民乡民拿下。只要有人不把国家法律当回事，或者，硬顶县区的命令规章，视自治公约及公众决议如儿戏，头头就可以按住扭送，交由官办。再下来第四，还有一个纠纷调解委员会。调解委员会几乎是我们今天基层最熟悉的了。这委员会的用意，是想在村民乡民打官司之前，便将纠纷的势头压下去。委员会有个机构，还规定了一些手续，虽讲不提“判决”两字，但要分清是非，按部就班地劝说各方各让一步。
说来，这些基本路数，都和法治或法律的劲头有些相合。其实，至少就头两项来说，那可是一类在西方国家并不少见的政治设计。如此，在中国的各个乡村，人们似乎就看到了星罗棋布的小型“准法治国”的影子。民国政府，有这个意思。
梁漱溟不以为然。
他说，乡村自治的路向不错，只是路数不对。大一统的国家法律秩序肯定会是费力不讨好。可是，这不意味着，小而全的“准法治国”，可以散布开来。散布开来的结果就是破坏了中国文化的老根──乡村。几十年来，“先从沿江沿海通都大邑破坏起，才渐渐地延及到内地乡村。……先从叶梢焦枯起，才渐渐地焦枯到身干老根” 。因为，那路数，终究是西化的“缩小”输入，它自然会断送中国人的老道理。而老道理又是国人过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