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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并不因此而抱怨什么。我只是想把它记载下来，它应该成为我们的记忆，成为我们未来行动的镜子。我还要说明的是，任何人任何工种的疏漏，都有可能加重主持人在镜头前的危险。主持人是节目的最后一道关口，主持人觉得危险了，节目的安全也就没有了保障。
在我的镜前状态受到部分观众质疑后，到２６号晚上，我的情绪跌落到了谷底。下班回家已是凌晨三点，我无法入睡，我在心里问自己：还有勇气做下去吗？你真的还能坚持吗？我走到镜子跟前，看见自己面颊消瘦，双眼深陷，眼中布满血丝，整张脸极度地憔悴不堪。那一刻，我的确想到了放弃。我对先生说：我不做了，行吗？
先生是我在这世上最深的知音，他太懂得我，他知道我正面临压力。但是在我说出打算放弃的时候，他竟然受惊不小，他没有想到压力居然到了如此地步。丫头，真的抗不住了吗？咱是那么脆弱的人吗？咱有那么糟糕吗？咱历来挺棒的呀，咱的信心哪儿去了？他开始说服我，同时也在质问我，他问我：你到底认为自己有多糟糕，以你的综合素养，你能糟到多么不堪的地步？不可能啊！为什么要放弃？！这不是你一直渴望要做的节目吗？！
我没有正面回答先生，在刚刚结束的长时间的直播节目中，我耗尽了所有的脑力和体力。无望导致的虚脱让我不能思想，也不能入睡，我就那样懒懒地半躺在床上，任他说，任他劝。先生显然有些替我着急，他从来没有见过我如此沮丧，但他是个平和的人，他知道除了耐心，就只能是耐心。
最后一眼看表是在凌晨六点，过后，我就朦胧地睡着了。
第二天，也就是２７号，天不错，没风，阳光朗朗的。睡了几个小时，我觉得精神好多了。对于常失眠的我来说，只要还能睡，心情通常就会好。我开始回忆头天晚上想过什么，做过什么，又说过什么。我说过不干了？
其实，我是了解自己的，任何事情在我心里糟到头的时候，通常就是好转的开始，不管客观上事情是否好转。我开始嘲笑自己的脆弱，嘲笑自己面对批评和压力不能保持平常心，我不能原谅自己在镜头前的消极和放弃，不管对我个人如何，至少对节目我没有尽到完全的责任。主持人消极了，谈话节目还会深入，还会有光彩吗？
我进而意识到，只要在镜头前保持平常心，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正常准备，正常发挥，一切都回到正常的状态，就不会太糟糕，至少不会像刚过去的这几次播出那么不尽如人意。用先生的话说就是，以你的综合素养，你能糟到多么不堪的地步？
我一下子觉得如释重负，心像窗外的天空一样，朗朗的，仿佛透着希望。
战争仍在进行，战争报道成了多数收看电视的人的唯一。国际频道在同类节目的竞争中胜出，知名度在一周之内迅速扩大，连一贯只看各种言情电视剧的街头小餐馆的电视都锁定在ＣＣＴＶ４而在以往的任何时候这都是不可想象的。
没人知道在我的心里曾发生过什么，再回到演播室的时候，我希望自己神情淡定，状态沉着自然。和上一班主持人的换岗时间仍只有两三分钟，别话筒、调机位，抓紧时间和嘉宾沟通。我们的嘉宾白天有工作，六点半我接班的时候，他们通常才刚刚赶到。有时候节目已经开始了，主谈嘉宾还没有就位。一切又在匆忙中开始。
前奏曲响起来了，我做了个深呼吸，仍然禁不住有些紧张。镜头前的消极放弃带来的不良后果，在自己心里还存有隐隐的恐惧。我知道我只有一步一步来。
慢慢地，新闻播报的错误率在减少，和嘉宾之间的访谈交流也越来越积极。而真正觉得在镜头前恢复到平常状态，大约是在这之后的四五天，可能是４月初左右，也就是战争接近半月之时（上帝！收视率最高的半个月），那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心理上的一个自我战胜的循环大致完成了，我挺过来了，我没有放弃！
半月以后的节目基本做得比较正常，印象深的是４月９号那天。那天美军坦克没有遭遇任何抵抗，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巴格达市中心的天堂广场，那份轻松用张召中先生的话说就是，像在自己家门口逛街一样自由自在。广场上的萨达姆铜像被美军士兵和当地少量的伊拉克人合力拉倒（有媒体评论那是历史性的一刻），美军进城没浪费一枪一弹，巴格达城就陷落了。我和嘉宾看着萨达姆铜像倒地的过程都有些发愣：怎么可能呢？昨天伊拉克新闻部长萨哈夫还对全世界的媒体说，要和侵略者血战到底，美军不可能进入巴格达，所有侵略者都会葬身巴格达等等。这是怎么了？伊拉克军队哪儿去了？萨达姆和萨哈夫哪去了？没有枪声，没有抵抗，巴格达就这样完了？太不可思议了！
《女人是一种态度》 我的职场风云女主播——直播战争的日夜（5）
有意思的讨论就出现在这个时候。当时的三位嘉宾都是国防大学的教授，他们是张召中、金一楠、王宝傅。当时是晚上十点，我有一种难掩的兴奋，预感到一场有意思的讨论即将开始。我问三位专家，巴格达怎么了？怎么会出现这种局面？抵抗的人呢？都人间蒸发了吗？首先发言的是张召中，他认为这不可能，一定是萨达姆还蕴藏了一个更大的阴谋，伊拉克不可能就这样完了，他建议人们不妨再看看，说不定就是于无声处听惊雷。王宝傅则认为，不排除还有小规模的交火，但双方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伊拉克大势已去。金一楠没有明确下结论，他认为两人的观点都有道理，但又不完全赞同。观点一相左，主持人就有事干了，我的任务就是不断地把专家各自的观点引向深入，让他们更进一步地交锋起来。三位专家就那样争执起来了，真的争起来了，你一句我一句，互相抢着说，谁也说服不了谁。事实上，因为他们在争论，都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谁说了什么，我根本就听不清，估计他们自己也没法儿听清。事后我看播出带的时候，我特别看了一下我当时的表情：双手撑着下巴（已经直播快五小时了，估计是累了），眼睛含着笑意，掩饰不住的兴奋和得意，随着话锋在三位专家身上扫来扫去，完全一副脱身事外坐山观虎斗的模样。我就那样好一阵没说话，就那样看着他们争。当然，我不说话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知道节目时间快到了，在这样一个开放性的氛围中结束谈话不是很好吗？让观众去判断每个专家的观点吧，他们不仅亮出了观点，而且还展示了他们真实的思考过程，判断过程，推理过程，直至争论过程，结论已经不重要了。“各位专家，你们争论得很投入，好像已经完全忘记了我的存在。”我说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觉得自己被冷落，“我知道你们意犹未尽，遗憾的是节目时间到了。对于未来的伊拉克局势，究竟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还是会‘于无声处听惊雷’，让以后的时间去作结论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专家，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见！”
节目结束了好一阵，专家们还在说，他们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他们只是在电视台做节目。我再次提醒他们，可以散了，他们这才回过神来，不情愿地从座位上起身。张召中先生说，今天的节目时间好像很短嘛。我告诉他，按照预先的安排，是比平时短了一小时，但是也有五个小时啊。为什么偏偏今天短了一小时呢？性情的张先生显然觉得不过瘾。
我和专家刚一回到办公室，工作人员就说，从节目结束的那一刻开始，观众电话一直没停，响炸了，接不过来了。专家知道他们的讨论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尤其显得兴奋。他们都表示，这是他们做节目以来最愉快的一天，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在公众面前展示过如此丰富的思考乃至争执过程，他们喜欢这个过程，相信这个真实的过程会有不错的效果。而在我的眼里，这一过程不仅真实，而且珍贵，在如此严肃的谈话节目中属可遇不可求。回家以后很久，我都在回味这场谈话，回味其中的魅力。它带给我的不仅是愉悦和思考，还有未来进一步做好谈话节目的勇气和信心。
我承认，由于战前对我安排的不确定性，我没有做多少非常具体的针对性的准备（战前的一周，我还在澳大利亚做频道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