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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个演播室做了十一年的节目，大小节目无数，从来没有见过控制室里如此拥挤、紧张乃至混乱，除去对事件本身的所有判断，战争的爆发调动了在场每一个人的每一根神经，人们以平时无法见到的超常状态投入工作。似乎人人都在说着什么，声音或大或小；似乎人人又都在出主意，意见各不相同。完全不需要那么多人，但人们都来了；完全不需要那么多声音，但演播室被各种声音充斥：嘈杂，实实在在的嘈杂，那种要命的嘈杂把最关键的一个声音——主导一切的导播的声音几乎全淹没了。
天哪，这是怎样的一个开始啊！
我不知道节目什么时候需要我，也不知道节目将进行到什么时候，只感觉短时间内没有结束的迹象，就画好妆，等待。
中午十二点，领导通知我把鲁健替下来。
换岗的时间只有两分多钟，我要调座位高低，戴耳机，别话筒，让摄像师调机位，一切刚就绪，镜头就已经把我切到了世人的面前。
“这里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关注伊拉克战事特别报道》，我是徐俐”。周围的紧张氛围以及一阵子的手忙脚乱，让我的心绪瞬间难以平静，开播没多久，我被告之情绪有点亢奋，要我平静下来。这个提醒很及时，我调整呼吸，放慢说话节奏（我习惯在镜头前快速说话，尤其在有新闻事件发生的时候），没多久，情绪走向了平稳，平静了下来。
但是，我的耳机里，我前面说到的嘈杂声浪时刻在干扰我的神经，那是怎样的一种噪音哪！不关掉主播通话耳机便大声喧哗，这是我们演播室常年的工作积习，好像很少有人认真考虑过这对主播意味着什么。而且，也许因为紧张，控制台上的人们完全没有平日的从容，每个人都唯恐另一人失误，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建议和主张送到我的耳朵里，刚有一个指令送过来，立刻又被另一个指令更正，以至于我不得不冲着控制台大喊：我到底听谁的？！
印象最深也最难忘的还要数演播室访谈。那些国内一流的专家在开战不久就进入了演播室，陪着鲁健在镜头前坐了一个多小时，基本没有说话。我接手之后，战争进程没有新的进展，控制台意识到应该也只能进入访谈流程了，于是给我指令：开始访谈吧。但是，因为没有事先规划，谈什么，怎么谈，顺着怎样的逻辑进行，一切不得而知。
我必须说明，在此之前，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直播电视访谈，那一次是首次。
好在战争给人提供了足够的话题，我从一个小处切入，问在座嘉宾：听到开战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没多久，演播室的谈话随之流动起来。
谈了一阵子，我发现军事专家张召中沉默了。尽管现在观众对张召中有多种评价，但仅就电视嘉宾而言，张召中先生是我所见过的在镜头前最松弛的嘉宾，他对镜头浑然不觉。别人发言的时候，他会听，会记录，偶尔仰头冲天花板看几秒，或者再看看自己手头的资料。完全一副在办公室里的样子。当时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就问他。他略一思忖，说：“这仗打得有点意思了，怎么美军刚打了四十来发炮弹就停止了呢？这不像一场真正战役的开始，这里面有问题。”作为主持人，我特别喜欢嘉宾明确地亮出自己的观点，有了观点，就有了吸引力。果然，张召中的观点引来其他嘉宾的极大兴趣，围绕战争是否真正开始，大家各抒己见，争论了许久。事后，事实证明张召中的那一次判断是正确的，虽然美国总统布什当天宣布战争已经打响，但３月２０号只是美军的一次“斩首行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两天后才全面开始。
我们的嘉宾无疑都是最优秀的，我对他们充满了敬意。在这里，我愿意把战争开始的第一天，演播室里的嘉宾名字记下来，我相信，在中国的电视史上难得有一次那样的嘉宾阵容：学问权威，同时各有千秋。他们真的是好样的，他们大都第一次参加直播，但是他们的表现会让许多职业主持人汗颜。在那样的紧张氛围里，他们不仅不慌乱，反而从容镇定，表现出充分的自信和深厚的学术功底。他们是国际问题专家阎学通先生（主攻国际安全）、杨成绪先生（主攻国际战略）、陶文钊先生（美国问题研究）、李绍先先生（中东问题研究），军事专家张召中先生（主攻军事科技与装备兼军事战略）和张天平先生（主攻军事战略）。
《女人是一种态度》 我的职场风云女主播——直播战争的日夜（2）
过后，我一直有点怀疑，当清一色的男性专家一字排开坐在屏幕的左边，而我一个女性独自一人坐在屏幕的右边，谈论的还是战争主题的时候，那屏幕看起来会不会有点倾斜。那场面大概需要我有很好的定力。我知道，我的年龄和阅历在那时候是要帮我的忙的，它让我具备了一种起码的资格：至少那还是一场成年人的谈话。我十分看重谈话的资格，我认为那种资格不应来自于我所在的媒体，而是源于我的自身。我希望嘉宾没有白来一趟，我希望他们乘兴而归。
事后，我一直有些后怕，在往常，这样大型的谈话不知要做多少准备，和嘉宾要做怎样的沟通才敢在演播室进行（而且一定还是录播），而那会儿，就那样，谈吧！
我一直没有和专家们交流过，他们是否愿意在屏幕上同我对话。我知道，我不是一个能给人轻松感的人（从小就不是），这是我在人际交流上的一个弱点。当我认真地坐在别人面前的时候，给人的印象是：对方的最佳状态最好就是严阵以待。而对于一场谈话来说，这是最糟糕的开始。
我觉得我是能做访谈节目的，关键要看节目的内容和形式是什么。我天生对人和事物容易产生质疑，让我去质疑对方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在质疑的过程中，我的快速反应和犀利就有成为优点的可能，反之则很难说。
一家媒体对我在战争直播的第一天的表现有这样的评述：
“徐俐职业干练的形象在此种形式的直播中特别能够给观众以信赖感，其本身的气质和战争直播的性质能够契合。在整个直播过程中，她比较少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主要在五位专家之间进行穿插与沟通，同时及时播报最新事态进展情况。我认为，徐俐对整个伊拉克战争整体上有着比较准确的把握，因此问题都比较到位，能够引出专家对新角度的阐发和讨论。同时，在整个直播过程中，她的语速也比较合理，能够烘托直播氛围。但有一点瑕疵则是，她的语气似乎稍嫌过于严肃，在观众接受方面不知会不会产生问题。”
这位作者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恰好是他担心的这一点，使我受到了许多观众的质疑，有人不喜欢甚至排斥，言辞激烈的干脆就说：战争，让女人走开！
必须承认，从业二十五年来，这是我第一次如此强烈地遭到部分观众的质疑，我不得不审视我自己：你真的有什么不对吗？
战争结束后不久，在我稍有点闲心的时候，我开始仔细审看自己在战争期间做的所有节目。那是件很费时的事。客观地说，开战第一天的节目，在没有太多准备的情况下，能够做成那样已经实属不易，我给自己判了个及格。糟糕的是第二次。
对这次战争报道，领导和相关人员在其他方面做了很多，所以大家第一次在中央台的新闻直播中看到了对事件的同步报道，还有同声传译等等过去从没有感受到的东西。但是，在每天长达二十个小时的直播中，除了少量的事件同步画面、电话连线、逢正点的新闻播报，剩下的绝大部分时间需要演播室访谈来填补。但是，谈什么，怎么谈，没有细致规划，至少在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