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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历史上，集体权利往往被过多利用，成为一种强制权力，而大大削弱了它为民服务的本质，但这不等于说这种被歪曲的权力滥用可以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自西方爆发资本主义革命以来，从神权至王权，再从王权至民权的历史演绎已经十分清楚地说明，集权主义应该向个人权利让步了。实际上，民权还不是权力最终的演化目的，而是向个人权利的过渡，真正的社会集权应是一种完全的服务权力，它的强制性应绝大部分由高超的社会道德和合理的商业、文化、意识规范来代替。自然，这是一种理想，理想的作用就同于灯塔对航海者的作用。如果说集权主义偏重于统治权的发挥是因为国家安全的话，那么，现代社会中日益加大个体权利的倾向则是加强国家实力的表现。一个国家的实力实际上主要由武装力量、财富水平和知识程度三者构成。从历史发展可以看出这样一个演化程序，即古代社会主要靠武装力量来体现国家实力，而近现代社会则是以追求财富为国家主题。
而从现今由美国主导的信息革命来看，则向着追求知识力量的方向前进，现代社会的产业结构也决定了谁掌握了知识谁就是世界的领导者，美国的工业早已将大批的工厂外迁，工业化已经不是未来国家的追求目标，而科技创新，主导思想文化产业，以掌握金融股票为主的手段才是未来的支配手段。
在目前的手机市场上，各种款式的手机不断地推陈出新，尤其是在亚洲市场，手机既是一种实用的通信工具，又是一种时尚的标志。而追求个性化的手机式样和铃声则又是体现个人情趣的一种方式，而这种追求时尚和个性的特点在欧洲就表现的不是很明显。在那里，老式的诺基亚是常见的手机，这和欧洲注重实用的清教徒传统不无关系。而相反，在亚洲，传统集权制度下人们的思想也同样受到禁锢，因而在现代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不要小看这种简单的追求时尚的行为，任何一种社会趋向都有着深层次的思想渊源，这种变化中，全球化、民族化、单一文化和多元文化有着同样的思想原则，一个追求个性化手机的人不会在他的广告创意中添加更多的个性色彩吗？如果追求个性化的只是一个人那顶多算他好出风头，而人人都追求个性化的时候又该说明什么呢？
这种追求手机个性化的行为会迅速影响敏感的商业行为，过去那种单一的、标准化的大批量生产已经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这种生产方式往往产生大量的生产过剩，同一模式的产品会造成了单调的社会，而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了按需生产的，适应个人需求的少量、多品种的生产方式。同样，过去传统的电视台播什么就看什么，现在互动式电视节目的出现不也正是这种个性化要求的体现吗？更为甚者，互联网的出现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这使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一种可能，即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这个网络向全世界发言，而以往那种只有极少数人的言行才可能为世人所知的状况已经被打破了，互联网让人人都有了发言的机会。
既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成了可能，国家的边界再也不可能连人带嘴一起封锁了，那么至少在言语上这个世界已经是天下为公了，政府是不是应该用更长远的眼光主动调节集权与民权的平衡点呢？会不会出现政府向更高层次迈进的脚步呢？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是一个廉洁的政府，新加坡政府是一个成功的领导者，而韩国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国家，它有现代亚洲国家具有的各种传统问题，这些问题会减慢它的脚步，但韩国是儒家社会向全球化迈进的一个模式。
世界后现代文明与中国约瑟夫爵士的循环与人本社会（3）
中国是个有数千年大一统历史的国家，长期以来儒家文化一统天下，独占尊荣之位，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历来就有重集权、轻民权的倾向，自然这有其历史原因，并且这种倾向也为中国的历史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这一切正如在中国历史上文化思想的变迁从未停止一样，中国传统思想与现代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汇也同样在所难免。但这样不等于说一方向另一方宣战，鸦片战争不能与文化交流混为一谈，就是同质的欧洲各国间不也是战火纷飞吗？追求利益的战火不会烧掉文明的交往，同样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也并不意味着西化。其实在人类历史中，没有哪一个文明能完全隔绝与其它文明的接触，任何文明的成长实际上都是与异族文明交汇的结果。就欧洲文明而言，它也是早在古罗马时期就已经深受中亚、犹太文明的影响，就是那时遥远的东方文明也通过丝绸之路影响到古罗马的时尚——那时古罗马人都以拥有华贵的丝绸为骄傲，这成为一种显贵的象征，这和今天亚洲人以拥有宝马、奔驰汽车为尊贵象征一样。欧洲的园林艺术似乎和中国的园林艺术大相径庭，一个以追求人工美而著称，另一个以强调自然和谐而闻名。但实际上，早在欧洲园林艺术形成的开端，那时富强而稳定的中国早已形成了自己的园林艺术美学，中国的园艺美学实际对欧洲的园林艺术有着深刻的影响，对这一点，不相信的人可以读一读欧洲园林艺术方面的著作，欧洲的几何美学和中国的亭台楼阁并不是老死不相往来。
如前文所说，一个国家的实力决定于三个方面，即武力、财富和知识，那么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竞争时代的机制似乎还没真正出现。美国，看起来好像是在知识竞争中成为了引领者，并且也显得出类拔萃，真是这样吗？未必。
美国是最完善的资本主义国家，它成为率先进入知识竞争的国家并不奇怪，因为它的资本社会成熟，财力丰厚，竞争机制完善。但大英帝国开创了工业革命并不等于说它会一路领先，相反，往往开创者和最高成就者不是同一个人，事实上，后来的德国、日本、美国都比英国做得好。就如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一样，并不是第一个揭竿而起的人就是帝王，而是要经过一番争斗才行的，同样，美国的确开创知识竞争的先河，但谁能保证它不会步大英帝国的后尘呢？
构成知识竞争的要素现在还不十分确定，全世界也才刚刚开始这方面的研究。但从人性的理论来看，谁能把每一个成员的能量释放到最大，谁就会拥有无穷的力量，这一点是确定的。十个农民和十个大学生相比较的话，就组织军队战斗力而言，十个学生不会是十个农民的对手，但相对知识创造财富而言，十个学生的创造肯定要高出一筹，同样十亿农民和十亿大学生谁会略胜一筹呢？这个答案不言而喻，有一个比较是这样的，即一个游击队员可以对付三个正规军士兵，而一排的正规军士兵则可对付一连的游击队员，为什么？这就是专业人员的规模效应，一个汽车修理工因为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因而他也许可以迅速地解决汽车的实际问题，但他未必能解释清楚其中原因，而几个专业人士也许要研究一会才能解决问题，但他可从理论到实践娓娓道来，如果你是修理间的小老板，你可能会选择前者，但如果你是汽车制造商，你会选择谁？
我想，知识竞争可能会由这样三个主要方面的因素决定，即个人拥有的权利程度、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竞争机制和国家的教育—创新机制。国家的教育—创新机制是培养人才和培养创新思维的基础，个人拥有的合理权利程度是个人的能力发挥的良好环境，而国家把其国内的各类人才置于一个整体内的竞争环境中才能使其能力更好地发挥出来，才能把整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与世界其它竞争者竞争，也就是尽量避免国内人才的布朗运动，而是让他们处于电子流的状态——向同一个方向运动。这其中，个人对拥有的个人权利是否满意决定着这个人的工作热情和去留，如果这个人被迫留下来，却又得不到合理的报酬，那他不会有很高的热情。
在中国的传统中，对集权制的思考已经非常丰富了，并且有数千年的经验，而对如何注重每一个人的权利则显得苍白乏力。当然，未来中国要借鉴的是西方思想，但绝不会照本宣科，而是借鉴它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