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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尼禄在罗马史上却以极端荒淫、残忍而著称。在罗马和平盛世之时，尼禄就有了为所欲为的机会。为所欲为，这是人性的一个真实要求，人类理想在现实中因面临诸多的、冷酷的限制而不可能实现，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只有几个人有机会在为所欲为方面得到尝试。尼禄就是其中之一。皇帝实质上是国家管理中的一环，是国家管理系统中的一个职位，当然，这是一个核心位置，因而自古许多人为它明争暗斗，因为这个职位被赋予了强大的权力，尽管有时权力的大小会因时势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尼禄就是处在这样一个位置，罗马帝国处于盛世，官僚体系完备，社会稳定，皇权相对集中，以致可以让他为所欲为，让他尽力展示人性，他完全没有兴趣思考作为一个皇帝应尽的职责，而是醉心于音乐、戏剧、赛车和女人，并且喜欢用残忍的手段对付每个人。公元59年，他派人杀死了他的母亲阿格里皮娜，因为他担心她会和他争夺王位；之后又逼死了已经辞职的塞涅卡；不久，他又恢复了叛逆法，这也就意味着许多贵族将会因此而丧命；尼禄遗弃了他的妻子，也就是屋大维的女儿，他还公开让娼妓在皇宫大跳裸体舞，而且，他还身披新娘婚纱嫁给一个淫童。公元64年，他又放火烧了整个罗马城，为的是在这里重建一座巨大的宫殿，名为金宫；尼禄对艺术有着出奇的迷恋，亲自参加舞蹈、歌唱和赛车等各种比赛，并且坚持以平等的身份参加，他甚至亲自参加角斗士的竞技与表演，一个皇帝到了如此地步，除了背叛还会有别的选择吗？一个企图推翻尼禄的将领失败后被处死，尼禄问他何以忘了自己宣誓效忠的誓言，他回答说：“因为我恨你，当你深受人民爱戴的时候，全军都是同样忠诚，会拥护你，但当你杀死你的母亲和妻子的时候，当你变成一个驾着马车赛车的家伙，一个优伶、一个纵火犯的时候，我就开始恨你了。”尼禄真的不是一个称职的皇帝，但不能否定他是一个艺术爱好者，他的这种精神正如他死前的呼声——“在我身上死去的是一位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如果在今天，也许他会成为一个毕加索，同样，毕加索在他的位置上也不可能是一位好皇帝。
尼禄为人残忍，却不能说明人性就是残忍、是恶。只是人有了施展的机会才将人性的劣根性暴露无遗。反过来也证明人有劣根性？不，不是这样，屋大维也同样残忍地对待他的政敌，但仅限于政敌，却不是随意施暴，恺撒更不是，他的宽容和善良有目共睹，他们都是拥有无上权力的皇帝，施政手段和为人却大相径庭，这只能说是他们的性格与后天思想的结果。
在李维的《罗马史》和玻里比阿的《通史》以及后来的历史中，罗马帝国的皇帝们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如果单以善恶为论，各自都占有不小的比例，如果谁有兴趣做一个统计学调查，调查世界各国元首的善恶性，相信大致的比例应在50％左右，当然，这会有社会时势这一重要影响因素，但这不影响人性的表现，只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不可能再以简单、残忍的屠杀、奴役为手段了，表现残忍、冷酷的方式多种多样，如不顾民众疾苦的苛捐杂税等。
后现代文明与人本社会人类文明的根本：贪婪与秩序（5）
其实，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人类行为史，国家、社会是人类的组织形式；战争、商业行为则是人类争夺利益的表现；而宗教、文化则是人类对自身意识的思考和表现。如果把整个人类看作上帝，那么怎么用战争来解释创造文明这种伟大呢？可见人类不是上帝，人类也不是撒旦，不仅仅是毁灭和破坏，还有创造和繁荣。
权力与人性，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甚至可以说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人性与权力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的孪生姐妹，几乎人的一生都是在追求权力，因为获得权力是施展人性的保障。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爵士有一句著名的警世名言——“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真的如此邪恶吗？《权力论》作者丹尼斯？朗则一语道破，他说阿克顿只表达了“一半真理”，另一半真理是：“权力可以使人崇高，正像使人腐败一样”。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丹尼斯？朗对权力与人性的理解更为透彻和完整。
●人性
人性的善与恶，同时存在，如果问善与恶的目的是什么？回答都只有一个，那就是利益。实际上，说人性的善与恶都是在说他获取利益的手段是善还是恶，区分这种善与恶有时根本没有一个可以遵循的统一标准，甚至显得毫无意义。如恺撒为争夺罗马统治权而进行的战争是基于千万人的生命之上的，屠杀生命不可谓善，而这对于稳定罗马帝国，对于罗马帝国的发展和希腊—罗马文明的发展延续来说都是有益的，甚至是绝对正确的，难道只因为要行善就放弃这些吗？上帝有两只手，从来都是一只手黑，一只手白。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那么究竟恺撒是性善还是性恶呢？结果是一味地纠缠在这个问题上时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回头再来思考性善论和性恶论之争，这究竟是人性本源的哲学思考还是人类行为手段的思考呢？不言自明，离开了目的的思考是没有价值的，利益是人类的核心，这么说似乎背离了孟子的学说，孟子主张不提利益只谈仁政，似乎只提利益太过唯利是图，又太危险。实则相反，孟子哲学的精髓，儒家哲学的根本目的在于以出世之精神行入世之事——其精神更接近于道学，而行事更接近于兵学。在现实世界中，面对诸多形势，则取中庸，不是简单的行中间之道，而是力求在现实中游刃有余，左右逢源，既顺应自然又不失利益。孔孟哲学的目的是获利，而且是获大利，而不是否定利益，他们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孟子建议梁惠王施行仁政的目的是易于统治，清心寡欲的目的不是安贫乐道，而是削弱巧取豪夺，是向土地、勤劳要利。孔孟哲学奉劝历代帝王的也是这样，而历代帝王作为世俗的领袖，他们更精明地看到的是这种充满理想主义的哲学的确有利于他们的统治，这样的思想有利于削弱民众的反抗精神，默认不公平，转而简单地向土地、向自己提要求，这变异了孔儒哲学的原意，慢慢地背道而驰，变成了一种愚民政策。而这正是帝王们的要求——他们其实不否认儒学的良好意愿，但更愿意看到这种愚民政策的效果，因为他们是现实的统治者，他们不能不认清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距离，否则他们就将置自己于一种危险的境地，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生命还有他们的权利。
孔孟哲学似乎遗忘了人性中的惰性。实际上，任何生物都有这种惰性，也正是这种惰性促成了自然界的生存竟争，它绝不是简单的一种缺点。当一块草地上几种生物共生时，由于食物源已经分配完毕，后来者要么到更远的地方，要么掠夺邻近者，否则就会饿死。生物的共性之一就是惧怕死亡，之二是生存，之三是懒惰——这可以避免消耗过多的体力，因为与其用这份体力去觅食还不如去掠夺，这是一个生存法则。那么后来的生物就只有消灭其它生物才能生存。事情进一步发展，当更远的地方的食物源也被分配完毕后，再后来者就只有两种选择了：其一是饿死，其二是掠夺。选择第一个它是不情愿的，但在其体力不支持它掠夺的时候就只有被淘汰了，相反，体力足够时，它就只能去掠夺，这是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就是自然界的生存状态。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就是后来者如果体力不支，又不甘心就这样被淘汰时，就会采取一种组织形式，这就是联合。联合有几种方式，一是联合其它后来者合力进攻，二是联合后来者中的一个攻击另一个，三是用各种计谋除掉一个原有者，自然历史就这样演化了。
可见，生存是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