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罹莩仆酰罄椿钩频邸Ｕ庖谎≡瘢裉於嘁晕遣恢侵伲蛭挥泻戏ㄐ裕彩ト诵摹５笔笔裁词怯欣裁词遣焕醚≡袷裁矗苎≡袷裁矗翟诤苣阉怠Ｎ以凇逗杭榉⑸А分兴担凰男碌氖吹谜婧茫盐馊鸬娜松芙衣段抟拧Ｎ馊鹂蘖瓿遥帐直常皇氖π３。礞凳欤绮患醯蹦辍５脑俣确磁眩挂磺卸汲苫蜒浴Ｎ馊鹑致硪簧詈蟊┧篮庵荩鲁『懿摇Ｈ鹬钭蛹捌浼胰耍褂兴佣贝吹牟拷皇撬烙谡铰遥褪潜昏墒琢璩佟Ｐ颐庖凰赖挠嘀冢罄幢涣鞣庞诒呷乇鹗翘旌囟车亩。汕贤颍阪湔镜辈睿谛泄郏朗啦坏梅怼１业墓适略诜锤创！ �
荣辱只在一念之差。
2005年1月16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附记】
在《汉奸发生学》中，我老实交待，“‘汉奸’一词起于何时，惜无考证，不知道”。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教授提醒我，清朝是把汉族的奸细叫汉奸，和后来的用法正好相反，我没查过原始材料。去年秋天，我读到一篇文章，是日本神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王柯教授到香港中文大学参加会议（会议是在中国文化研究所举行，名称和时间忘记了）提交的会议论文，题目是《“汉奸”的民族国家语境——从一首康有为诗看近代民族主义空间》。王教授的文章正好是讨论这一问题。他的结论是，宋代并没有“汉奸”这个词；“汉奸”是从清朝才叫起来的，本指汉人通夷者，如妨碍满清政府在苗地改土规流，与“苗顽”勾结的汉族奸商；道光年间，出于反帝，才把这个词当成背叛中国、勾结西夷的败类，更接近后来的用法；同盟会反满，也把拥清的康、梁称为“汉奸”。案清代朝议和笔记，“汉奸”是使用频率极高的词。道光以前是满、汉有别，以后是中、外有别。清末民初，是满、汉有别。抗日战争，是中、外有别。它既和“国”有关，也和“族”有关。现在的“民族主义”，“民族”是国家（nation），不是汉族、满族的族。小国变大国，弱国抗强国，这样的民族主义，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不能等同于殖民战争的以强凌弱，两次大战的以邻为壑，或所谓“狭隘的民族主义”。我国的历史教科书，有个问题老说不清，即它宣扬的“爱国主义”，明明爱的是国家，但“国”和“族”总是打架。2002年有一场争论，是围绕“民族英雄”，有人说，戚继光、郑成功是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不是，就是因这个混乱而起。谭其骧在《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边疆》（收入《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3－22页）一文中也为此事费过不少笔墨。其实，国、族的概念在历史上是时有变化，时有交叉，就像逝者如斯的河流，刻舟求剑，必然搞不清。中国学者有一种习惯，就是老把今日中国版图内的中国等同于历史上的中国，非把宋、明爱的中国和汉族等同于现在的中国和汉族，这当然不对。但近年来，有些美国汉学家说，只有说汉语的人才是中国人，这个定义更荒唐。在英语里，Chinese既是汉语（或中国语）也是中国人，好像就是一码事。然而，从希腊时代到现在，西方国家的国籍认定，也不能这么简单。起码我们不能说，只有说英语的人才是英国人，或只有说英语的人才是美国人，或说英语的人就一定是英国人或美国人。与“爱国”的概念相匹配，“汉奸”的概念也很复杂。
《花间一壶酒》 且教儿诵花间集太史公去势（1）
两千年前，中国有个“骨头很硬”的太史公先生。他敢于为位同自己素无来往、遭人诬陷为“汉奸”的李将军打抱不平，结果被汉武帝处以官刑。宫刑是“五刑”之一。五刑者，墨、劓 宫、腓、大辟。其中除大辟是死刑，余为肉刑。汉文帝废肉刑为中国劳改制确立的标志，在世界刑罚史上是一件破大荒的大事。但这样的变革大剧烈，一下子很难彻底，不但反覆很多，而且留下尾巴。特别是统治者对宫刑似情有独钟，依依难舍，文帝刚废，景帝即复。所以到武帝时也就轮上司马迁倒霉。
古代刑罚本以对等报复为原则，如所谓“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是也。但司马迁之获罪是“祸从口出”，汉武帝烦他讲话，本可摘其喉而割其舌或者为防止他写字，连手也剁去，何必出此“下策”？那原因不在别的，就在于它最能体现肉刑之精义：糟蹋犯人，杀鸡给猴看。
宫刑者，男曰去势，女曰幽闭。前者即俗话所说“割球骟蛋”。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以猛虎去深山，陷牢笼之中，摇尾乞怜，比喻自己被刑时“见狱吏则头抢地，现徒隶则心惕息”，因有“勇怯，势也；强弱，形也”（语出《孙子·势》）的慨叹。司马迁“去势”之后，痛不欲生，“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可见“去势”于男子是何等杀人威风。它常常让我想起一件事，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化。
“知识分子”是一个极宽泛也极狭窄，极高尚也极下流的词汇。
西方人所说的“知识分子”是“社会良心”。①（就像拿西方标准的“哲学”、“宗教”、“科学”、“民主”衡量中国，很多人说我们“一无所有”一样；如果非在这个问题上叫真儿，中国大概也没有“知识分子”。）按照他们的定义，不仅我们这里戴有“生产力”高帽的料技人员不算，大学毕业当了国家干部的公职人员不算，就连大学教授也不一定算（那得看他们对社会的关怀程度）。在左派早已退潮的美国，有人说，现在的“知识分子”只剩下了新闻记者（真是“良心揣在了裤裆里”）。 这是“窄”知识分子。
和西方的概念不同，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是大小“认得几个狗字”的读书人，不但西方人认为不算的我们都算，②（认得多少就算，好像还迄无定说。从前大概得够得上个“秀才”。现在则标准很乱，有人说连中学生都是“小知识分子”。）而且推其本义还专门是指那些已经做官，或尚未做官（西方汉学家只能用scholar（学者）和official（官员）两个词的合成词来表示这一复杂概念）； 可入于儒林先贤传，也可收于吴敬梓笔下的失意举子、落魄文人。这是“宽”知识分子（这样的“大脚”当然很难塞进西方的“小鞋”）。
从前知识分子的境遇比较好，至少是比西方的好。“四民”之中的地位且不说，乱离之世尚有“四菜一汤”的传说也不必讲，光是“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概就很可以让我们缅怀。这是“香”知识分子。
然而不久前的“现在”呢？不但工农兵可以恃其司改造之职而傲视知识分子，而且就连从维熙笔下的劳改犯都居然敢把今为大作家而昔为阶下囚的老从叫“吃屎分子”（另一种说法是“知识分子臭大粪”）。这是“臭”知识分子。
对知识分子的传统抚今追昔，早就有人写出专书，如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中国古代的“士”，推其源是“贵族”或至少是“没落贵族”（八旗子弟阳王孙一类）。但他们即使“累累若丧家之犬”，东游西窜，有如日本的“浪人”，毕竟还有点贵族本事和贵族脾气。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曾把“儒”、“侠”视为寄生虫或二流子。大概因为二者同具“游”或“流”的色彩，并且一样可以是活跃的反体制因素（或社会变革的催化剂），所以陶希圣曾把知识分子比之于流氓（国民党是知识分子与流氓相结合的产物）。秦始皇混一海内，泽及牛马，也曾悉召天下艺能之士，让他们献书献药兴太平。结果双方闹翻：始皇一怒之下而有“焚书坑儒”，儒生万般无奈也投了农民军。这只是一段小插曲。后来两千多年，知识分子的“毛”都是附着在帝国政府的“皮”上，始终扮演着“文吏”或“文吏”后补队员的角色，在“官—绅—士”三位一体的良性循环中运转自如。虽然遭逢乱世，他们照样可以恢复其“游”与“流”的本色，重新与流氓、土匪为伍，或加入造反者的队伍，出谋划策，再造政府，但到底不同于那些永远上不得台面的流氓。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可以辅粥明君圣主为王者师。这是除苏格拉底的“哲学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