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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朝在统一政策上，最能认同的是元朝。他们的边疆政策，首先就是整合蒙古各部，蒙平则回定（北疆定则南疆定），青海、西藏也迎刃而解。他们是从蒙古手下接收整个西北边疆，然后借广阔的西北边疆，内控汉地，外纾列强包围的外部压力。
前些年，我到青海访问，去过青海湖、日月山、达赖喇嘛故居和瞿昙寺，到处可见“五族共和”的痕迹。如青海湖边有共和县，共和县里有海神庙，雍正平定罗卜藏丹津之叛，在此与蒙、藏、汉、回会盟，改遥祭为近祭，就是五族共祭。庙中有碑，原题“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民国改为“中华民国万岁”，仍袭其礼。日月山，是唐朝与吐蕃会盟，分疆划界的地方。如今，山南山北，还是两幅景色：山南是遍地牦牛，山北是汉式村庄。日月山以北的居民，即使是藏民，也是汉语汉装。达赖喇嘛的家，在平安县红崖子村，现在藏汉杂处，互相通婚，接待我们的人，达赖喇嘛的侄子，根本不会说藏语。瞿昙寺，是喇嘛庙，也完全采用汉式。
北京居庸关，有个云台，券门内有《陀罗尼经咒》等题刻（图二七），是用汉、藏、西夏、梵、维和八思巴六种文字刻成。它说明，蒙元才是“五族共和”的更早源头。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强调世界市场的形成，本来中国才是老大。其实，世界市场的形成，海路，是欧人开辟；陆路，是蒙元开辟。这才是世界市场的本来面目。
清朝认同元朝，背后的原因很深刻。
2004年11月22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注意：
第4页：倒数第9行的两个字要造字，前一字是卯＋古（左右结构），后一字是襄＋都字的右边（左右结构）。
《花间一壶酒》 生怕客谈榆塞事从“五族共和”想起的
读《洪业传》（陈毓贤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想起一件事。
洪业先生晚年侨居美国，每于故土作远人之思。他去世前一年，即八十六岁时，有一天，大陆来了客人，先生性起，亲自下厨烧菜。菜成，而略分五色：红的是龙虾，绿的是芥菜，黑的是豆豉，黄白是鸡蛋。先生戏称为“五族共和”。
洪业先生的菜是模仿中国废君权、行共和之后的第一面国旗，即所谓“五色旗”（图二八）。五色旗是怎么发明，其详细过程，我没有查考。从外观看，当是模仿“万国旗”的流行式样（如法、意、德、俄等国的国旗），属于当时的“国际接轨”。这面旗，孙中山在南方没打几天，主要是在北方打，先是北洋政府，后是伪满政府，名声并不好。但它以五色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这在民国历史上还是有伟大意义。因为辛亥革命，要按革命初衷，本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如果大家真像章太炎出狱在日本演说那样，仇满恨满，慨当以慷，一定要替明朝报仇雪耻，把这场“种族革命”进行到底（和现在满世界的清宫戏真是大异其趣）。那结果只能是，驱满则蒙离，蒙离则回、藏去，四土不守，列强瓜分之势成，中国的形势将危若累卵。
民国初建，中国政治家考虑的满、蒙、回、藏问题，表面上是民族问题（论人口，它们都不如壮族多），实际上是边疆问题（古语叫“藩”，是与地缘政治有关的概念，清朝有理藩院司其事）。“满”是东北，“蒙”是蒙古（包括外蒙古），“回”是新疆，“藏”是青海、西藏和西康。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Richmond Lattimore）在这些地方跑过，对中国历代特别是清代的边疆政策有深入了解。他所论述的“中国边疆”就是指这四个地理单元。
中国大地，西北高而东南低（《淮南子》借神话有生动描述），从爱辉到腾冲画条线，正好是两大块。东南多江河湖海、丘陵平原，为农业区，华夏居焉，这只是中国历史之半。另一半是满、蒙、回、藏及其前身。它们的居住区是所谓“骑马民族”（其实多是游牧、狩猎兼农业）的游栖之所，从东北到西南，或为森林、平原混合区，或为草原、沙漠混合区，或为沙漠、绿洲混合区，或为崇山峻岭与草原平原交错的复杂地形。四个单元是四种环境。中国历史主要就是通过这四个单元而溶入世界（首先是东北亚，其次是中亚，又其次是西亚和南亚），真不知有多少秘密埋藏其中。
“野蛮”与“文明”相互依存。“蛮族入侵”在西方，在东方，在东西方之间，一直都是世界性的大问题，并不只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朝代如此，如汉代的匈奴，元代的蒙古，即其著称者。司马迁说：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西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中国自汉以降而有南北朝（在我看来，商周时代的格局也无异于南北朝），自隋唐以降而有突厥、吐番和鲜卑，自宋以降而有辽、金、西夏、蒙元、满清。东南一次次被西北征服，西北一次次被东南腐化。中国的国土是这种历史冲突的结果。
地坛是郊祀之礼中的祭地之所，当然也是领土的象征。
明清时期的地坛，我是说北京的地坛，它的主体建筑是方泽坛和皇祇室。坛室所祀，除地祇之外，还供五岳、五镇、五陵、四渎、四海，实为“天下”之缩影（图二九）。清朝灭亡，郊祀之礼不行，北京六坛（即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先蚕坛，如果加上社稷坛，则是七大坛）大多荒废，墙屋倾圮，野草丛生。这里驻过军，养过马，种过庄稼，后来“废物利用”，辟为京兆公园（当时北京叫京兆），简直面目全非。不但原来的方泽坛成了讲演台，皇祇室成了图书馆，还搞了世界园、体育场和其他许多现代化的名堂。园中多格言标语，宣传“爱国思想”、“国家主义”，和满园的“西化”适成对比（注意：“公园”本身就是西化的产物）。它的世界园是按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做成的微缩景观，比现在那个世界公园早得多，园中有联，曰“大好河山，频年蚕食鲸吞，举目不胜今昔感；强权世界，到处鹰瞵虎视，惊心莫当画图看”（图三○）。“天下”概念为之一变。更有趣的是，它还在东西大道临近方泽坛的门口盖了一座“共和亭”，亭分五面，瓦分五色，左右挂着两块匾，一作“共和国之主权在人民”，一作“共和国之元气在道德”，亭中悬挂“五族伟人像”（图三一），每面一幅，汉族伟人是黄帝，满族伟人是努尔哈赤，蒙族伟人是成吉思汗，回族伟人是穆罕默德，藏族伟人是宗喀巴。正是“五族共和”的象征。这些都是1925年任京兆尹的薛笃弼创造发明，现在是什么也看不到了。
读薛笃弼《京兆公园纪实》（1925年），心中有个想法：近代以来，中国的“天下”概念变了，但“五族共和”的想法却相当古老。
1997年1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举办过一个中国古代艺术、宗教的讨论会，与会者大谈Shamanism（这是他们的流行话题），让人觉得空洞。我的发言题目是《秦汉礼仪中的宗教》。这篇讲话本来是用考古发现重读《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但为了向会议主题靠拢，我在前面加了个帽子，特意谈到中、西宗教传统的不同。当时我说，与其空谈Shamanism，还不如多注意中国的“礼仪”，即利玛窦困惑的“礼仪”。中国的礼仪，早期是拜天、地、祖，后来是拜天、地、君、亲、师。特点是国家管宗教，而非宗教管国家。虽然中国和西方都是以宗教或国家作超越手段（超越种族、文化的局限性），但他们是大宗教小国家，统一宗教下，小国林立，除宗教统一，什么都不一样，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就连现在都没办到；我们是大国家小宗教，统一帝国下，众教并存，不但一国多教，而且一个人也可以信好几个宗教，甚至就连宗教本身，都可能是混和宗教，前提只有一条，就是不许造反。双方彼此看对方，都是冠履倒置。为了讲得形象一点，我说，中国古代讲究“存亡继绝”（孔老夫子所称道）、“柔远能迩”（西周金文中就有这个词），古代的“五帝”就是当时的“五族共和”。例如秦人经略西土，无论打到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