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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晚年甚豁达，常对人言：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我们应以乐观精神对待病，以达观态度对待死。与赵寿山友善，相逢常对弈。赵后得食道癌，去世前张曾书上述数语相赠。
1966年七十六岁
8月28日从北戴河回京，两小时后，红卫兵即进门抄家，上楼下楼，翻箱倒箧，气势汹汹，咄咄逼人。以后又来了四次。由于中央统战部事前已派人到北戴河打过招呼，所以第一次张还能沉得住气。第二次，红卫兵当面指着鼻子质问：“你是什么人？是什么历史？”张在久病之后，身体已极度衰弱，至此再忍不住了。摇晃着颤巍巍的身子，猛然从靠椅上站起大叫：“你去问毛主席去！你去问周总理去！”事后，张对家人和我说：若干年后，这将成为一个大笑话！
10月1日，国庆十七周年，张登天安门参加庆典。毛主席笑问：红卫兵到你家没有？张说：去了。毛主席说：“啊！你既不是当权派，更不是党内的当权派，他们到你家里干什么？”
1967年七十七岁
是年起长期卧病，病情日趋复杂严重，经常往返于北京医院和寓所之间，一切政治活动均已停止。国庆，仍勉强坐手推车上天安门，在天安门上对毛主席说：“你的脚步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现在被打倒的人超过5％了吧？”
1968年七十八岁
秋，致函周总理并转毛主席，请求于死后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迄未得复。
10月10日，自知病已不起，不久于人世，在病榻上口授遗嘱，由秘书余湛邦笔录，全文如下：
我的病体是不行了。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年近八十，自无遗憾。
特别是，我的后半世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眼看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国家繁荣富强，人民生活大大改善，尤其经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社会面貌、人们面貌都起了剧烈深刻的变化，一切走向革命化的道路，确实是没有什么遗憾的。
我过去常同一些老朋友说：我们应以乐观精神对待病，以达观态度对待死，就自然“思想开阔，心情舒畅”，“理明牵挂少，心闲岁月宽”了。我现在仍然是这样看法。
不过，在政治上我还是想说两件事：
首先，我再不能为解放台湾而尽力了。解放后十七八年来，我们日夕念念不忘的是解放台湾这一片祖国的神圣领土。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我也曾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做了好些工作，付出许多心血，事终未成，问心无愧。当然，台湾是迟早一定要解放的，是任何反动力量所不能阻挡的；但是，我是看不见了。
其次，从1924年我参加大革命开始，我就一贯坚持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解放以后，在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一切都已经超越中山先生的理想，在这方面，我也是毫无遗憾的。不过今天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竟然在一小撮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控制之下，倒行逆施，逐渐复辟资本主义，伟大列宁、斯大林和无数先烈所艰难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全部变色的危险，关系人类命运的中苏两国友好联盟关系，受到重大挫折，这是不能不使人痛心的。当然，伟大的苏共、伟大的苏联人民，是终于要起来推倒那一小撮苏修集团的统治的；但是，我是看不见了。
我已不久于人世，我别无他念，我但祝：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张治中（亲签）
1968．10．17
1969年七十九岁
4月3日，病情突然恶化，急送北京医院抢救，延至6日下午溘然长逝，终年七十九岁。由其夫人洪希厚率子女讣告周总理转毛主席。
4月9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告别仪式，周总理亲临主持。参加者仅郭沫若、赛福鼎、章士钊、傅作义、卢汉、刘文辉、刘斐、罗青长、黄永胜、丁江、傅学文和家属，寥寥可数，场面冷落，草率了事。
第七部分附：抗战时中山大学迁滇西行小记（1）
广州中山大学是我的母校。从1931年进校到1938年离开，连读书带工作先后八年，长期涵育，恩情深厚，我时刻不忘。1937年武汉沦陷，长沙、广州震动，清华、北大已迁云南，中山大学经校务会议决定，亦拟迁滇。其中纷纭往事，值得一记，爰逐一记下，留之后人，作为参考史料，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一九三一年考进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是为纪念孙中山而创立的，校址在广州文明路。我是1931年暑假考进去的。给我最深刻的永恒的印象是进校门一个大操场，照壁上刻下孙中山手书的四个擘窝大字“明耻立信”，每字一二米见方，校的中部是一座高耸的钟楼。楼的东侧书孙先生遗教“知之匪艰”，西侧则书“行之维艰”，礼堂内分两层楼，正中是孙先生遗像，其左侧是孙先生遗墨“把中华民族从根救起来”，其右侧是遗墨“把世界文明迎头赶上去”，其含义我反复揣摩，当时我耽读鲁迅作品，只能从鲁迅作品中去找答案。所谓从根救起来是指中国经历几千年封建统治，必须彻底反封建，方能把中国救起来；所谓迎头赶上去，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取其精华，抛其糟粕。
礼堂是孙中山先生主讲《三民主义》的地方，亦是华南各省闹学潮的根据地。“九一八”之年举国群情振奋，反日进入高潮。中山大学是领头羊，多种激烈主张纷纷出笼。记得每次大会主持人离不开邓时通、马景曾、楼桐茂、孙某某，他们是学生领袖。邓时通是众所周知的特务学生，出入昂首阔步，腰插手枪，是广州公安局长何荦的打手；马是文科学生；楼是地理系拔尖学生。1983年我回广州，知邓时通已被镇压，马任省文史馆馆员，楼、孙则不知下落。某次大会，大家认为校长许崇清软弱无能，又非学者，应予罢免，提出宋庆龄、汪精卫、蔡廷锴、邹鲁为校长人选，请中央核定。亦有人提戴季陶、朱家骅，但多人反对，认为一切戴、朱余孽都是党棍，不能考虑，结果中央批准了邹鲁。邹是西山会议派，又非学者，本非理想人选。
1960年，周总理有任务到广东海防前线，邀约张治中同行，我是张的机要秘书，得以随行，但我趁机返文明路一行，发现上述孙中山遗墨均被铲除，我大不以为然，以为这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的。又周总理视察黄埔军校旧址，我亦随往，发现军校校舍陈旧破败达到极点。回京后，曾向国务院、党中央提出两个建议，其一是趁黄埔的人尚多在世，应将军校旧址复原，并对蒋介石重新评价。其二是建议恢复中山大学原有孙中山遗墨。经过若干年，这两个建议都通过组织分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后来从黄埔同学会负责人处得悉：黄埔军校旧址业已由广东方面恢复，但中山大学孙中山先生遗墨则无消息。
第七部分附：抗战时中山大学迁滇西行小记（2）
罗定小县城有三件怪事
中山大学迁校，第一步是从石牌迁返文明路旧址，结果法学院则迁往芳村花棣某助教家，他家房舍众多，足容纳全院有余，我们还搞过歌咏救国宣传工作，演出过流行的小话剧《放下你们的鞭子》。
法学院不久随全校迁往罗定县小县城，初来乍到，发现罗定县有三件非常稀奇的事：第一件是厕所都是高楼，高达一二丈，毫无粪气，非常卫生。第二件是米店不卖米，都卖豆豉。原来罗定县苍蝇特多，米筐上密密麻麻爬满了苍蝇，远看是豆豉而淹没了大米。第三件是看不到报纸。当时有一同学带了一个最原始的收音机，我会速记，由我每夜收听整理成小新闻，印发各院系。当时法学院院长黄元彬因事未到院，院务由几个知名教授：范扬（范是政客，我到军委政治部任张治中机要秘书时，他是第三厅副厅长）、漆琪生（漆是名教授，我上过他的课，印象不错，他的夫人黎缇维是我预科时同级同学，是个诗人，我对她有好感）和老教授薛祀光、郭冠杰等主持。漆淇生还到我的住处慰问我说：“你的简报虽然很小，但对我们很有帮助，希望你继续办下去。”
第七部分附：抗战时中山大学迁滇西行小记（3）
日机空袭下的一幕惨剧
当时日机空袭频繁，校内挖了好多防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