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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再考虑考虑，但是你只能说服，不能压服！”毛泽东最后说。
张治中曾对毛泽东夸耀黄山风景之美，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动员毛到安徽去游黄山。毛问：“上山有路吗？汽车能上去吗？”张答：“当然有路，汽车到不了的地方可以坐滑竿。”毛说：“我不能坐滑竿。”张不理解毛为什么不能坐滑竿。1958年视察安徽时，张又向毛重申前请。毛笑着说：“你们那个偏僻的地方，谁去？”张仍不懂。后来到了杭州，毛向张叙述过去如何游北高峰、南高峰，风景如何美好。张为之动容，但毫不经意地问：“有滑竿上山吗？”毛微微一笑指着自己的双腿说：“我有这一副滑竿！”——这是毛对张的委婉批评。从张看来，坐汽车、骑马与坐滑竿都是代步，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坐汽车、能骑马，就不能坐滑竿？他没意识到坐滑竿是骑在人民头上；人家汗流浃背，你却安静悠闲地欣赏风景，这是不人道的，良心上是说不过去的。从形式上说，坐滑竿与坐汽车、骑马都是代步，但从本质上说，其中是有差别的。重形式而忽略内容，看现象而不看本质，正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具体表现。
批评提意见是相互的，来而无往非礼也。张治中有时也给毛泽东提些批评和意见。
1949年全国政协召开前，曾酝酿和讨论国家名号问题。毛在中南海邀集一些党外人士包括张治中等座谈，听取大家意见。最后毛提出，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大家有同意的，也有不同意的。张治中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本来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觉得此话有理，建议大家采纳。
同时还酝酿国旗图案。全国征集图案两千多幅，审阅小组通过党中央提出了三幅。讨论时，毛泽东手持两幅：一幅是红底，左上方一颗大五角星，中间三横杠。说明是：红底象征革命，五角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三横杠代表长江、黄河、珠江。手中的另一幅是现在的五星红旗。征询大家意见，多数人倾向三横杠的一幅。张治中表示不同意见：“（1）杠子向来不能代表河流，中间三横杠容易被认为分裂国家，分裂革命；（2）杠子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金箍棒，国旗当中摆上三根金箍棒干吗？因此不如用这一幅五星红旗。”毛泽东觉得张治中所言有理，建议大家一致同意采用五星红旗。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后，要发表公告。中央拿出来的稿子只列举主席、副主席姓名，五十六位委员就未列姓名。张治中站起来说：“这是正式公告，关系国内外观感，应该把五十六位委员的姓名也列上。”毛泽东说：“这意见很好，这样可以表现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的强大阵容。”
1954年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前，张治中探知毛泽东不准备讲话，就想通过周恩来、彭真建议毛讲话。后来周、彭告诉张，毛仍不愿讲话。于是张给毛直接去信，中有：“这次人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会，您是国家主席，开幕式的主持人，怎能不讲话？”毛对张说：“就是你一个人希望我讲话。”张说：“不，不是我一个人，是全体代表，全国人民都希望听到您的讲话。”毛还是不同意。但是到大会开幕时，毛讲话了，而且很全面、扼要，有力量。讲话中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两句尤为重要，受到全党全国的欢迎，使大家受到极大鼓舞。会议休息时，毛幽默地对张说：“你胜利了。本来不准备讲话，只因开幕式我是主持人，不能不说几句话，谁知一拿起笔来越写越多，就成了一篇讲话了。”
1957年整风反右刚开始时，张治中当众坦然说：“现在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威信这样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又那样巨大，谁还敢出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呢？”整风反右是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张的话当然具有针对性，包含了批评和不同意见。但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张治中仍然敢于直言。他在全国政协的发言《更加密切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中，指出党与非党关系存在三个问题：有职有权有责问题；关于对统战政策的认识与执行方法问题；关于党与非党的友好合作问题。然后提出四项建议：第一，要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第二，要从制度上求得保证；第三，要从生活和交往上培养感情；第四，要从加强学习和宣传教育，加强检查工作上贯彻政策。
第五部分九、张治中与毛泽东：在“文革”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张治中正在北戴河疗养，听说红卫兵在北京大搞打砸抢，心中惊疑不定。后来，中央统战部派人到北戴河邀集一批民主人士，传达中央文件，特别强调，“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红卫兵是毛主席派来的，要正确对待。张才放心回京，谁知回家才两小时，红卫兵就找上门来了，楼上楼下，翻箱倒箧，气势汹汹，咄咄逼人，名为破四旧，实则打砸抢。红卫兵走后，张对我及其家属说：“若干年之后，这将是一个大笑话！”这是一次非常严厉的批评，运动是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这个批评当然有针对性。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形而上学猖獗，非马列的东西泛滥，激起了张治中极度的愤懑。红卫兵要求室内张挂毛泽东语录，我无意中在张的坐椅对面墙上悬贴了一幅：“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张问：“这段话出在那里？”我说：“就在《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张又问：“你的看法呢？”我答：“这很清楚嘛。论时间，是1927年；论空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论对象，是地主阶级。”张听了脸上极不好看，但不做声。——这是无言的批评，当然是有针对性的。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在天安门多次接见红卫兵，每次张治中都看电视，我在旁陪伴。天安门上空随风飘扬的四个伟大万岁的标语，字特大，非常显眼，张看了一个劲地摇头，但不吭气。他的意思我清楚：“我们不是向来反对个人崇拜的吗？”
1967年国庆，张治中的病体已很不支，但仍由警卫员用手推车送上天安门城楼。张见到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你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现在被打倒的干部不止5％了吧？！”——这可以说是张对毛的最后批评。在这种时候，这样的场合，敢于提出这样的问题，该有多大的勇气呀！
第五部分十、张治中与周恩来：黄埔军校一见如故
周恩来是张治中历次国共和谈的主要对手和朋友。古人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周恩来、张治中虽分属中共和国民党，各有其立场和观点，但他俩毕生推诚相处，友谊之花，经久不衰。
性格豪爽的人朋友多。周恩来和张治中都是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人，而且他们都具有豪爽、健谈的性格，所以他们的朋友都多。在大革命时期，两人在黄埔军校一见如故，张治中晚年写回忆录时说：“（周）为人很热情，谈吐、风度、学养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张治中一生，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是他和周恩来之间友谊的基础。
1924年，大革命开始，国共两党实行第一次合作。同年6月成立黄埔军校，当时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张治中初任军事研究委员，后任入伍生总队长、军官团团长。张和周同恽代英、熊雄、高语罕以及邓演达，相互之间来往密切，和苏联顾问亦相处甚好。
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既有联合，又有斗争。当时黄埔军校的斗争，正是两党斗争的一个缩影。黄埔军校建校伊始，就先后成立了反映中共主张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代表国民党右派主张的孙文主义学会，两者斗争激烈。张治中受中共朋友和苏联顾问的影响，政治上倾向青年军人联合会；但他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当时蒋介石手下重用的人，尤其黄埔军校众多的军事教官，除少数几个日本士官生外，都是保定军校的学生，所以张治中就成为两派拉拢的对象。
张出身寒微，青年时代度过多年流浪生活，吃过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