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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的军长、师长均有权参加会议，讨论决定补给事宜。
第四是整军方案中双方部队的配置和驻地问题，实质上是解放区问题、根据地问题。这是个最棘手的、长期未得到解决的问题。中共奉行的是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方针，自然非建立根据地不可。抗日战争开始，中共部队深入敌后，建立了更多的根据地，国民党对此是从来不肯承认的。到重庆谈判时，更一再要求，为了政令统一，所有根据地一律并入地方政府；为了军令统一，一切游击部队、地方部队，都归所在战区管辖。还说：“战争已过去，解放区不复存在。”中共方面自然不肯轻易同意，把千辛万苦、出生入死而建立起来的根据地、解放区、人民武装轻易交出。但为顾全大局，表示如国民党能接受中共所提出的政治、经济各项意见，则愿把“中共军队集中到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并可迅速将领导下的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的八个地区让出，军队复员。到军事三人小组会议上，由于这个问题太复杂，双方意见距离太远，无法达成协议，只好暂时搁置一边。
此外，还有一些次要的问题，如协定名称问题；整编与统编的划分问题；宪兵和警卫队问题；铁路沿线障碍问题等，亦有争执，但不是实质性、重要性问题，经过讨论，也就得到大体一致的协议了。
第二部分四、整军谈判：“共产党的代表”
这里有一个插曲很能反映张治中的特见、远见和个性。当国共双方为了整编后的军队数字问题争论到最激烈的时候，张治中认为，中共本来就拥有一百多万正规军，二百万以上民兵，现在愿意裁减为二十至二十四个师，这是很大的让步，应该考虑接受以便早日达成协议。因此，有一天他向蒋介石汇报谈判情况时，坦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并且指出：政府军队除整编后还保留五十个陆军师外，还有海军、空军，这是中共所没有的。而国民党陆军中除步兵外，还有骑兵、工兵、炮兵、辎重兵、宪兵、防空兵、防化兵等，也是中共所没有或很少的。在整个兵力上，我们占了压倒的绝对优势，理应早日达成协议，以免夜长梦多。蒋介石听了，大不以为然。两人正为此争论得脸红耳热，相持不下的时候，马歇尔刚好在蒋的侍从参谋兼翻译皮宗敢陪同下进来，见此情形，惊奇地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蒋忿忿然地说：“我正在同共产党的代表谈判！”张治中急忙向皮宗敢示意不可直译，并杂以他语，遮掩过去。在国民党集团中，很少人会有张治中这样的看法和想法；即使有，也不敢在蒋介石面前力争。从这个插曲中可以看出，张治中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其主张也是比较公允的，这是他一贯维护孙中山三大政策，主张联共、亲共的流露，以致被蒋介石看成是“共产党代表”，以后在北平和谈破裂后，张治中能毅然投向人民，这是必然的。
尤其难得的是，张治中有一个根本的看法。他认为，既然国共双方签署宣言，同意中共参加抗日，就不能不让它发展军队；尤其既然同意中共军队深入敌后，更不能不同意它发展军队。既要它参战，又限制它扩充，这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最不讲理的态度。他还认为，抗日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事，不是哪一个党派所独专的，要参加抗战就得有力量，他对蒋介石这种蛮不讲理的态度和做法，很不以为然。这一根本认识，支配着他的态度，贯穿着他参加谈判的全过程，所以处处表现得比较通情达理。连马歇尔也觉得张比较好合作，对张中途因处理新疆三区少数民族问题离去，由徐永昌、陈诚接替感到不满。临回美国前，马歇尔还特别邀请张到住处相见，请他吃饭，看电影，有惜别之意。
在整军谈判中，国共双方意见是距离很远的，分歧是很深的，但由于当时国内外存在的主客观因素，特别是由于中共方面顾全大局，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作出一定的让步，才使这场艰巨的马拉松式的拉锯战得以结束，双方签订了一份名为《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
为了郑重其事，当时还举行了一个签字仪式。时间是1946年2月25日，在重庆上清寺尧庐举行。参加会议的三方面都到场了，还邀请了中外记者参加。这是一间约五十平米陈旧的会议室，正面一排是长桌，桌上摆着整军方案的中英文本，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先后在上面签字。签字后三方面都有简短的致词。张治中、周恩来的发言中都认为这个军队整编方案得来不易，如能付诸实施，则可以结束十八年来国共两党的纠纷和对立，使中国进入新的和平时代，全国人民所期待的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国家将可实现。双方都表示对于签署的文件，将保证百分之百地实行。马歇尔的简短致词虽只寥寥数语，但却很有刺激性。他说：“此协定为中国之希望，我相信其不为少数顽固分子所污损，盖此少数顽固分子，自私自利，即摧毁中国大多数人民所渴望之和平及繁荣生存权利而不顾也。”显然，他所称的顽固分子是指国民党方面的，他可能已收到有关主战反和分子的阴谋挑起战争的情报了。
我们拿这个方案和政协有关军事问题的决议相对照，就看出了所遗留的重大的根本问题。实际上达成协议的内容仅仅是：（1）双方同意全国部队整编为六十个师，国民党部队与共产党部队的比例是5∶1（仅指陆军）；（2）中共方面在《双十协定》中的要求是：“政府应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并重划军区，确定补给制度”，而在这个方案中，总算有了一些具体的规定。但对于如何使军队属于国家，如何实施军党分治、军政分治和以政治军等重大问题，在这个方案中只作了极其空洞的规定。尤其是没能联系东北问题作实事求是的解决，除了仅仅承认中共方面在东北可编一个军外，蒋介石还是坚持“东北问题是恢复主权问题，根本不存在停战问题”的顽固态度。在张治中看来，这是鸵鸟态度，十分不现实，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必然遗留重大的后患。
（这里应该指出，当时无论是《政协决议》或整军方案，都是国民党占优势的。在政治上，中共同意以三民主义为建国之指导原则，在未召开国民大会、组设联合政府之前的过渡政权——国民政府委员中，委员四十人由国民政府主席于国民党内外人士中选任，而且在四十人中国民党占二十人。国民政府主席拥有否决权，要有全体委员五分之三的人数才能推翻其否决。在军事上，中共承认蒋介石是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整编后的军队，国民党陆军为中共陆军的五倍。这些，中共为什么都同意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中实际上已做了回答，他指出：“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
第二部分四、整军谈判：三到延安
整军方案通过后，马歇尔显得十分高兴，但国共两军的冲突未见停止，反而日益增加。加上许多地方由于军事冲突而造成交通梗塞，妨碍了对日俘日侨的集中和运送，这使马歇尔感到非常恼火。张治中亦认为这种情形不该继续下去，否则对和平至为不利，于是三方面同意出发到全国去视察。
这次视察在1946年2月25日由重庆出发，共历时七天，先后到了北平、济南、徐州、新乡、张家口、集宁、归绥、武汉等地，然后访问延安，才回重庆。此行主要任务是检查各地情况，对冲突事件就地调处，特别着重恢复交通。上述各地，除延安外，都是有问题需要解决的。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军事三人小组到达武汉时，周恩来和张治中商量说：中原军区李先念部处境很困难，物资缺乏，粮食更缺，希望能协助解决。张治中考虑之后，同意了，亲笔写了条子，命令国民党后勤单位照发。后勤人员收到条子后议论纷纷：“真是奇文，我们正和共产党打仗，要我们来接济他们！”张治中对他们说：“这有什么奇怪！《政协决议》通过了，整军方案签订了，今后国共还要进一步合作，组织联合政府，统一编组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