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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向国外推销，每个挪威人每年得吃掉650公斤以上才吃得完。挪威人可能打死也不会想到，Salmon在中国市场上的开拓，一直都得到了大众文化“日本想象共同体”的暗中相助。身为此共同体的一员，我个人意想不到的，是“三文鱼”竟然在电视剧的“红色经典”之中进一步完成了它的“日本化”进程。全球化的叙事，不仅超文本、超时空，某些必要的时候，甚至还不得不超越了常识。
电视版《林海雪原》因在情节上与小说有些出入（比样板戏的出入更大），听说原作者曲波同志的家属有些看法。做为曲波的读者、江青的听众以及王洛勇的观众，我本人对任何出入都绝无任何意见，前面拿“三文鱼”说了些事儿，更无“挑硬伤”之意。相反，这正是我向“三文鱼”的作者和表演者致敬的一种方式。“忽悠”，东北话，京白又名掰赤，难听的说，又叫扯蛋或扯淡。本来我一直以为，论扯淡，我认第二，中国便无人敢认第一。看过“三文鱼”之后，我知道我错了，真的忽悠或真的扯淡，总是建立在强劲的逻辑基础之上的─如果说威虎山是用“智取”的，那么这“智取”的“智”字里就有不可忽视的“忽悠”成份。也就是说，反正杨子荣当时是在“忽悠”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忽悠”与其在常识的基础上进行，就实际效果而言，倒实在不如脱离常识来搞的好─唯一担心的是，八大金刚中某匪会不会从“三文鱼”看出了破绽：“三爷，他不是胡彪，也不是共军，他真是从百老汇来的王洛勇啊！”
第一部分“小姐”的应用文
“小姐”二字，在汉语里笔划不多，且简繁通用，但是其词意之复杂，命运之坎坷，庶几与今日社交称谓上最流行之“老师”无异。
今之被称为“小姐”者，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一，未婚女性；二，已婚女性但因种种原因而使对方觉得其尚属未婚或不明其夫姓者以及其夫姓不明者；三，服务行业的女性从业人员─只限前台工作者，以餐厅为例，凡知客、服务生、部长、收银、啤酒推销员，等等，后台工作者不在此例，例如女厨师、清洁工以及老板娘，等等；四，风月或准风月场所的女性从业人员。例如坐台、服务生、妈咪、伴舞、陪唱、按摩女、洗头妹、等等。
风月场所虽然在产业上亦属服务性行业，不过，它有一个特殊之处，即前台工作与后台工作之界线比较混淆。也就是说，当该等场所处于“正常”营业期间，它的绝大部份工作人员包括老板娘，都属于前台工作者，也就是说，在企业内部，虽然“小姐”和非小姐”（如妈咪）这两种岗位还是有极其清晰的界定，不过原则上通常都可以被称为“小姐”；营业一旦受到外界冲击─例如“扫黄”运动，上述前台工作者会立即集体变身为“后台工作者”，也就是说，立即拒绝他人（主要是执法者）称呼（准确地说应该是“认定”）自己为“小姐”。
综上所述，显而易见的是“小姐”已经从一个称谓变成了一种职业或者一种职称。糟糕的是，虽然无需评比，但是在主流的价值观念里，此种职业乃一种不正当的职业。报纸的新闻标题，有时干脆直接用“小姐” 替代了“娼妓”或者“鸡”，而“找小姐”亦已成为招妓的代名词。更糟糕的是，做为一个名词，以大趋势观之，不正当的“小姐”正在或已经对正当的“小姐”形成大面积的覆盖─如果是“颠覆”倒也罢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一笔写不出两个“小姐”，“覆盖”至少在当前的社交生活上造成了一些可大可小的混淆。“小姐”今天剩下的惟一可以安全通用幷且值得信赖的涵义，似乎就只有“女人”了。
“小姐”之贬值，人皆以感慨系之。其曰：世风日下，昔日之敬语竟成一非礼之词。事实上，白话文里的“小姐”二字，基本上是一个文明/西化的结果。其直接的出处，乃新文化运动对英语Miss的借用。有意思的是，古汉语中恰好就有一个“小姐”对应摆在那儿。洋为中用，里应外合，拿来主义一举成功。虽然被赋予了时代气息，但由于“小姐”在字面上毕竟土气未消，故当时亦有好事者嫌“小姐” 之国产化程度偏高，遂群起使用Miss之音译─打开新文学运动至1949年之前的各种汉语文本，称“密斯”者有之─“密斯周今天好时髦！”（张爱玲《五四遗事》）；呼“密司”者亦有之─“有一天，那个很漂亮的密司杨问我：‘那高个儿，是你的什么人？’”（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叫“蜜斯”者，兼而有之─“亲爱的蜜斯苏小姐，生的是不是相思病呀？”（钱钟书《围城》）
张爱玲认为：“称未嫁的女子为‘密斯’也是时髦”。其实无论称未嫁的女子为“密斯”、“密司”还是“蜜斯”，在当时也都是一样时髦的。如果一定要评出个高下来，我认为以钱钟书先生爱用的“蜜斯”为佳，因为除了“信、达”二字之外，还带有味觉的“雅”。丁玲女士选用的“密斯”，则纯属音音译，有点不知所云，有点偏男性化，甚至有可能令人误解为此“密斯”乃“史密斯先生”之名。至于张爱玲以及大部份作者惯用用的“密司”，非但读出不“甜蜜”，反而感觉到某种秘密机关的阴森。
然而，人虽受词语的控制，但词语的创造者始终还是人。我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经验是，就是严格区分同一个名词在词性上的界线。比方说，不正当的“小姐”是一个集合名词，正当的“小姐”乃专有名词；不正当的“小姐”通常都是不可数名词，而正当的“小姐”一般则是可数名词。也就是说，当你要用“小姐”来称呼一位正当的女姓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务必请在“小姐”之前冠之以姓─“王小姐”、“沈小姐”或“李小姐”。当然，如果你因为某种不可抗力而不幸置身于某风月场所，为了保住自己的晚节（幷非晚年的节操，而特指“晚上”的节操），除了目不斜视坐怀不乱之外，也不妨尝试先行请教小姐之尊姓或芳名（如果坚持不说，就自做主张给她安一个），然后自始至终地将你身边的做为集合名词的“小姐”予以专有名词化─“王小姐，我不会唱歌”；“沈小姐，我不会喝酒”，“李小姐，我连水果也不会吃”。
无论是“目中有小姐而心中小姐”还是“目中无小姐而心中有小姐”，最微妙的“小姐”永远悬挂在口头之上，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江湖险恶，大家各自珍重。
第一部分男人们的小汽车
伦敦皇家艺术学院汽车设计总监哈洛认为，汽车与性之间的关系虽由来已久，不过“没有人喜欢公开谈论它”。的确，谈到不同品牌的汽车，男性多重其性能，而不是性功能。但德国汽车杂志《男人们的小汽车》却在创刊号推出一项民调报告─“不同的汽车品牌和它们的车主的性生活次数之间的关系”。
民调显示，宝马车主以每周平均过性生活22次行一，奥迪车主以21次次之，第三名是大众车主，19次；第四和第五名，分别是福特和奔驰车主，前者17次，后者16次。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对我的熟人展开搜索，宝马车主幸福的表情和红润的脸色、奥迪车主比较幸福的表情和比较红润的脸色以及大众和奔驰车主比较不幸福的表情和比较不红润的脸色，一一在我脑海里过了一遍─当然，这只是调查数据让我产生的瞬间主观愿望，纯数据而无分析的民调，只能算是Data而非Information，去知识尚远。尼采说：“不加选择的知识冲动，正如不分对象的性冲动—都是下流的标志。”我发现，对于一切缺发分析的统计数据，我向来都怀有这种冲动。
不同的品牌意味着不同的品质及价格，不同的品质及价格意味着们不同阶级、品味及身份的车主。故上述调查报告亦可解读为“不同阶级、品味或者不同职业、身份者与其性生活次数之间关系”。循此思路，原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贵价车的车主、即富人的性生活次数较平价车的车主、即平民的要来得频繁。但是奔驰和宝马在价格上的接近及其车主在性生活次数上的差异，却打断了我的知识冲动，遑论排在末尾的保时捷车主。一个开大众的朋友认为，这可能系因保时捷的坐位不很舒服所致。我提醒说调查好象并未涉及“停车做爱”，不过他还是很严肃地指出，不舒服的座位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