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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汾，4月13日首次上报一例病人，据称是在太原学习后染上“非典”。不日，一位在太原打工的河南林县农民又在火车站被发现患有“非典”，住在当地医院。23日距临汾20多里地的吴村死了两个农民，均为“非典”，一是老人，一为学生。两人一直长居乡村，并未外出。据了解，现在吴村已经戒严，经过按户排查，又发现几个小孩有发热迹象，怀疑是“非典”疑似病例。
到4月26日，太原以外的10个地级市已有九个发生了疫情，不少病案源头已难以理清。
4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将中国的山西、北京和加拿大的多伦多与广东、香港相提并论，列为建议旅行者取消非必要旅行的地区。此后，在该组织确定的“SARS疫区”一栏，已经加入了美国、英国伦敦和中国内蒙古。按世界卫生组织的解释，所谓疫区，是指当地出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传染链。那种可以清晰辨识出传染链条的疫区，算是轻疫区，其余则是重疫区。
山西属于重疫区，这不是偶然。
第一部分 SARS疫区调查（上）山西：背水一战（一）
在山西，4月15日又是个分界点。
13日，国务院召开全国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会议以后，当晚，山西省省长刘振华便紧急部署，决定拿出600万元专用于“非典”的救治和疫情控制。15日，山西成立了由省长领衔的防治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正是分管卫生和财政的副省长王昕。
至此，山西防治“非典”成为政府的中心工作，全线动员，紧锣密鼓，步步为营。
4月20日以后，山西当地媒体对“非典”的报道开始加大力度，新闻记者们说，这方面的报道量较之过去多出三倍以上。山西省卫生部门也更公开地公布疫情，不仅每天正式发布，而且详细说明患者在全省各地的分布。
临汾4月13日报告一起确诊病例后，太原以外的疫情引起高度关注。4月18日，山西出台了《加强非典治疗管理的紧急通知》，要求地市党政一把手坐镇指挥不得外出，并明确“严格疫情报告制度，严格控制跨市地转送病人，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4月2日，刘振华又签署了第162号令，以紧急通告形式布署地县政府的“非典”防治工作。
在4月26日的新闻通气会上，卫生厅厅长李俊峰告诉与会记者，“现在省委书记、省长每天与我们一起研究疫情，说的都是‘行话’了”。
在4月19日到26日的一周中，山西新报告病例仍在上涨，按统计，平均每天新增确诊病例8例，疑似病例19例。李俊峰认为这可以说明两点；一是疫情确实在上涨；二是早发现早报告的措施加强后，病例增长较快。“总之，这说明疫情还没有控制住。”李俊峰分析说。
山西省将眼前的SARS称为一场恶战，其方针是“动员各行各业都来参战，尽可能早发现病例，防止其扩散到医疗卫生条件较差的农村地区”。参战者已经动员到了城市的居委会与乡村的村委会一级。设立了热线报告电话，而报告的原则是“宁错勿漏”。
当地人都明白：以太原的条件，救治尚且困难，如果疾病在农村爆破发，后果将不堪设想。
二
激战之际，愈显出防疫一线的作战部队长年给养不足。
啜瑞义是转业军医，1984年就当了清徐县防疫站站长。他记忆所及，县防疫站近20年来只拿到过一次设备投资，是在1986年，用十多万元钱购置冰箱和一些简单的化验仪器。从1999年开始，县财政拨付防疫站的款项就出现了大缺口，只有通过卫生监督获得收入，可以勉强开出工资。
比如去年，县财政只给了20万元。防疫站有14名退休职工，就需要21万元。全站的工资加费用，一年要80多万元。开支和拨款之间的缺口，全部由防疫站自己解决，所以日子格外紧。防疫站工作人员的平均月工资900多元，到了年关，常常发愁开不出工资。
如今出现紧急疫情，清徐县防疫站在费用上更显捉襟见肘。3月24日出现首例患者后，财务科长马秀珍立即购置了一批防疫必须使用的白大褂和一次性防护服。4月17日，县里为防疫紧急拨款的2万元到账，总算解决了些问题。
4月24日，疫情报警一个月以后，马秀珍终于狠狠心买了一箱方便面和火腿肠，让天天加班到凌晨两点的防疫员们吃上了宵夜。“这些日子，看着他们实在太苦了。”说着，她抽泣了。 县级防疫站如此，太原市的疾控中心担子更重，处境也更为艰难。主任赵宝新没有时间算细账，只是觉得“人手根本不够”。为防止疫情扩散，需要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的对象越来越多，现在太原市疾控中心200多人中，100多人被抽调建立流调队。不过，当疫情扩大成散发，一切都变得很难。“散发了，不知道传染源在哪里，也搞不清接触史。”
赵宝新他们想了很多新办法，包括盯人、现场追踪、医疗督导、系统排查。这些都意味着人员和设备，可人员和设备都远远不够，甚至办公用电脑也不能满足需要。除了再想办法，联合各路人马设置重点观察哨，就是加班加点。
赵宝新在接受采访时，得不停地接电话，一有间歇就只想打瞌睡，让人不忍发问。记者随他的“流调”队伍前往一个发现了“非典”的工地进行排查。人们刚刚散开，只见这位疾控中心主任竟靠着一棵大柳树，悄然入睡。
据副省长王昕向《财经》记者介绍，山西整个的防疫系统都相当落后，设备人才远远不足。不仅基层，甚至省级疾控中心，也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流行出血热的时候武装了一点，90年代初出现脊髓灰白质炎时又添加了一些。中心没有任何科研能力。此次山西是疫区，但在病源样本研究方面毫无作为。
她透露，因为这些年公共卫生方面欠账太多，国务院最近已经作出计划，从国债基金中拿出一部分钱，用于建立加强省市县三级疾病控制体系，初步的说法是县级100万元，市级300万元，省级2000万元。这种钱是为了长远建设，但眼下防疫体系应急已经困难至极。
在全国，山西还属于基层医疗系统相对完善的省份。除县级医院外，乡镇一级卫生院尚且存在并没有被拍卖，有合作医疗点的村庄在全省占到了88。9％。据王昕介绍，这得益于1998年山西搞过一次“农村健康工程”，山西自己拿钱又靠国家少量援助，改建了一批防疫站、妇幼站和乡镇卫生院（或是中心卫生院），搞起了农村合作医疗，还确定了基层医务人员的培训计划。
现在，山西用于农村健康工程和农村卫生院建设的专项经费每年约在1000万元左右，偌大的省份，仅卫生院就有1800多家，实在是杯水车薪。
王昕很实在地说：“幸亏多少做了点事情，否则情况更糟，现在更要难办了！”
第一部分 SARS疫区调查（上）山西：背水一战（二）
三
山西的医疗救治系统，同样在飞来横祸的面前暴露出脆弱性。
太原好医院不多。最好的三家，省人民医院、山西医学院第一及第二附属医院，从一开始就被设为定点医院。王昕说：“这是为了让老百姓信任，因为治疗这个病有难度。”
不过，这些医院的临床医疗救治力量和设备也严重不足。诊断治疗和护理SARS这类呼吸系统急症需要经验丰富、有专业特长的临床专科医生和护士，还需要呼吸机（有创及无创）、血氧监护仪、床头X光机等专用设备。李俊峰说，山西只有几家设呼吸科的医院，一家最多也只有三四十张床位的实力。最初，当地决定由山医一院和省人民医院充当指定治疗SARS的医院，各准备了50张床位。谁知病人，包括确诊、疑似和观察病人增长的速度超过预计，专设的SARS病房很快不够用了。到4月初，新病房一时准备不出来，一度曾出现收治困难。一个疑似病人在门诊见不能马上入院，情急之下，竟然扯下接诊医生的口罩，迎面啐去……
真正体会了“有备无患”意味着什么，山西从4月8日开始进行大规模调整准备，至18日，终于在太原安排出总计406张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