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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交往与社交圈
调查发现，大多数调查对象都意识到自己有社交圈，但是数量很少超过3～4个。大多数调查对象（507％）只经常参加1～2个社交圈的活动，而只有17％的调查对象声称他们经常活动的社交圈多达8个以上，另外，有194％的调查对象声称自己不参加任何社交圈的经常性活动。也就是说，调查对象的社会网络总体上比较简单。
表4…1居民经常参加活动的社交圈数量单位：％ 没有1～2个3～4个5～8个8个以上总计 1945072404117100
透过社交圈的分析，本次调查主要想了解调查对象社会网络的规模是否与其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紧密相关。结果发现，社交圈的数量与个人的家庭收入、支出和学历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也与调查者个人对自身社会地位的主观评价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在一定范围内，人的社会地位与社会交往范围（在时间和精力允许的情况下）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社会地位越高的人往往社交范围越广，而社交范围越广，就越有可能提升个人的社会地位。这一结果与边燕杰教授1999年调查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从社交活动的场所来看，多数调查对象社交活动的主要地点依然是在自己或朋友的家中，另外茶馆、酒吧、酒店、饭店等也是社交活动的主要场所，在其他地点进行社交活动的市民并不多。许多研究表明，社会交往的主要场所能够较为明显地体现出阶级阶层的区隔和社交圈成员社会地位的高低，因此，本次调查也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来考察。
居民主要的社交场所单位：％社交场所百分比社交场所百分比茶馆、酒吧、咖啡馆37朋友家或自己家中45酒店、饭店35工作地点16体育场馆11网上7会议场馆2其他13从个人在社交圈中的影响力来看，多数调查对象认为自己在所在社交圈中的影响力一般或者较强，很少有调查对象认为自己的社交能力很强或者不强。从相关性分析的角度来看，除了与职业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以外，社交的影响力与其他人口的特征均有显著的相关性，与个人对自身的阶层认同也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具体数据见表4…5）。那些认为自己在社交圈中较有影响力的调查对象通常也是收入和支出较高、学历较高以及自认为处于较高社会阶层的人。相反，那些认为自己在社交圈中缺乏影响力的调查对象则更多的是一些收入支出较少、学历较低、认为自身社会经济地位不高的人。
由此看来，对社交影响力的自我评估与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也是互相促进或者说互为因果的变量。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对自己在社交圈中的活动就越是自信，社交能力越强；而社交能力越强就意味着有更多的资源可以用来提升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促进自身的事业取得更大的进展。
在调查中发现，调查对象的主要社交圈较多地由同学、同事构成，而较少由会员、“发烧友”、社区邻里、网友等构成。调查对象经常参加的社交活动主要是同学聚会和同事聚会，只有少数调查对象经常参加其他类型的社交活动。
对于社交活动带来的帮助，半数调查对象认为主要是了解信息和增进友谊，很少有人认为社交活动的目的是规划人生或者促进事业进步，也很少有人把社交活动看作是一种社会资源的交换。这说明调查对象认为自身社会交往的动机还是比较单纯的，或者说他们中的多数人并没有把社会交往看作是一种可以利用的资源交换手段。
第三部分社交活动的多维视角（2）
网络交往
由于互联网的兴起，讨论社会交往问题已经不能局限于面对面的社会交往，因此本次调查还专门研究了调查对象的网络交往问题。
在调查中发现，调查对象中有515％的人平时上网，其中529％的人在网上与人交往。在这529％的人中，有72％的人用QQ的方式与人交往，还分别有22％和21％的人通过聊天室和MSN的方式与人交往。像BBS、博客和个人主页这样的方式很少被人所采用，几乎完全没有市场。由此可见，网聊是调查对象在网上与人交往的最主要手段。当然，由于博客在当时还是一项没有广泛普及的网络技术，因此不排除使用比例上升的可能性。即使如此，网聊依然是最重要的网络交往手段之一。
调查还表明，在网络交往中，调查对象们的话题比较广泛，通常没有固定的主题，而且无话不谈（具体数据见表4…9）。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有目的的面对面的社会交往活动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也就是说，一方面，网络社会交往的目的性更不明确，更不具有功利性；而另一方面，网络交往比面对面的社交活动更有私密性。相信这与网络技术所带来的虚拟交往特征有着很重要的关联。由于网络创造的是一个匿名的社交环境，网络上的信息通常因传播者特定身份的缺失而缺乏可信度，因此很少有人通过网络进行目的性和实用性很强的交往活动。但是，网络交往也有自己独特的优点，由于交往的匿名性，人经常在扮演一个不同于生活“前台”也不同于生活“后台”的新角色，因此网友间往往可以无话不谈，可以将自己的某些秘密拿出来与一个不相识的人所共享，从而起到休闲和发泄的作用，减轻个人的压力。按照戈夫曼的拟剧理论，面对面的社交如果可以被看作是交往活动的前台，而个人的隐私可以被看作是交往活动的后台，那么网络交往就可以被看作是交往活动的“中台”。在面对面的社交中，与同事、同学或者朋友不能谈的话题，可以与网友谈。所以，才有近三成的调查对象与网友无话不谈或者干脆讨论生活情感方面的问题。
调查还专门研究了调查对象对网络交往的态度，尽管有超过60％的经常进行网络交往的调查对象认为网络交往是有价值的或很有价值的，但也有不少调查对象一边进行网络交往，一边认为网上与人交往没有价值或说不清有没有价值（具体数据见表4…10）。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一部分人尽管在认知层面仍然对网络这种交往形式的价值表示怀疑，但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情感上或行动上的依赖感。
从相关性分析的角度来看，除了学历以外，对网络交往价值的看法与人的主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其实没有什么明显的相关性（具体数据见表4…11）。这也就是说，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在接受网络交往这种交往方式上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网络交往并没有成为阶层区隔的一种手段。
第三部分边界的建构：基于社会资本的探讨（1）
根据第一章所述，本次调查的定量研究从客观指标入手，将调查对象划分成四对二元对立的关系：收入中产与非中产；消费中产与非中产；职业中产与非中产；学历中产与非中产。本章将力图从这四对关系的对比分析中探讨中产阶层的社交情况与社会资本情况。另外，根据本项研究的需要，本书也把中产身份认同与社会交往问题进行了交叉分析，以便在主观指标上进一步深入分析中国中产阶层的社会交往行动。
从数据显示和深度访谈的情况来看，中产阶层的社交行为确实有自身的独特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下四个方面：
数量可观的社会圈与社会资本
各类中产阶层的社交圈数量都比相应的非中产（主要指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社会阶层）要多一些，这与上文所讨论的两者的相关性关系是一致的。这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证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社会网络关系越多，社会资本量越大，个人获得的社会回报也就相应较多。
中产阶层的社交圈数量多与其学业和职业发展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由于职业的性质，频繁与客户打交道是中产的特点，而这些客户常常会构成中产的社交圈。武汉的访谈对象W12在接受访谈时说：“跟客户有的交往一段时间之后，大家也会成为朋友，特别是对方的兴趣爱好跟自己相似的时候。”由于有较长和较复杂的求学经历，因此各类同学扩展了中产的社交圈。有许多中产在接受访谈时表示，社交圈比较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