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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中产阶层成长的异质性，与现代化进程稍稍领先于中国大陆的韩国、香港、新加坡和台湾，即所谓亚洲“四小龙”地区十分相似。萧新煌等人的研究发现，“在东亚四国或地区，一方面，职员、经理人员、职业和技术工人的数量同工业体力工人一样迅速增长；另一方面，小业主的规模不但没有衰减，而且随着近来的后福特主义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的重构生活活动的趋势而稳定扩大。结果，在东亚出现了老中产阶层（小雇主、小资产阶级）和新中产阶层的同时增长。”Hsiao； HisnHuang Michael （ed）； Discovering of The Middle Classes in East Asia； Taipei； Taiwan：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c Sinica； 1993； 看来，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亚洲“四小龙”地区，多种经济形态的并存，是使新老中产阶层能够共时态并存的基本前提。
第一部分导言—社会转型与中产阶层的兴起（1）
在西方，工业化及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中产阶层产生的社会背景，但在中国，工业化本身并没有对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中国社会的阶层变动发生必然的影响。我们看到，工业化的背景是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及由此引发的大规模的社会转型下发生作用的。
这样的结论基础是，尽管在1949～1978年的30年间，中国的工业化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它的年平均增长率即使去除灾难性的大跃进年代（当时最高的年度曾达到110％）也在7％左右。但是，除了遏制中产阶层滋生等政治手段外，另一些经济方面的原因，也使中国中产阶层的产生即使在经济上也是一个梦想。政治上的做法包括两个似乎对立的方面：一是在工人、农民的对立面维持了一个“符号性”的剥削阶级达30年之久。本来，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为了巩固新的基层政权和革命的成果，防止已被推翻的地主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反抗和破坏，在革命胜利后的一段时期内使用阶级身份符号体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后来这一符号体系的使用不仅延续了30年，而且被扩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连上述“阶级敌人”的子女也被打入城乡人口的另册。有关中国农村的具体论述参见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88，第159～160页。在毛泽东时代，老式中产阶层被称为“小资产阶级”，它一直是思想改造的主要对象之一；而专业人士则被称为“职员”，这同样也是一个灰色的标记。在这样的情况下，进一步的阶级分化从政治上被遏制了。二是在所谓“人民”的范围内实现平均主义的“去分层化”（destratification）策略。据美国社会学家白威廉的研究，1960～1970年代，中国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是最为平等的国家。从表0…2中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中国高收入者的收入只是低收入者的22～23倍，而基尼系数更是只有020～021。其实，去分层化的手段或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不仅包括平均主义的工资制度（在1970年代，也就是说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还一度开展过对工人中执行的“八级工资制”的批判，称为“资产阶级法权”），还包括日常消费的配给制度（你即使有钱也无法购买高级食品或衣服）、住房的分配制度，以及对计件工资制度、奖金制度的批判和停用。
表0…2社会主义国家的收入分配*十分位数比率 （1970年计）基尼系数（1964年计）苏联32—波兰320 26南斯拉夫—024匈牙利26021保加利亚24021捷克斯洛伐克24019罗马尼亚23—中国：劳动人口23020中国：国营单位职工22021*引自William L Parish； “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 in Waston； J（ed）；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在表中，十分位数比率＝以工人收入顺次排出十等份，并以头份及尾份计算该比率。
经济上的因素同样是多重的，其中包括：由于受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前提的，因此与国民消费生活有关的轻工业和服务业一直严重滞后于人们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由于在农业中贯彻“以粮为纲”的原则以及人民公社本身的半军事化的管理原则，农民的社会流动受到限制，而1953年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包括粮食在内的农副业消费品也一直处在严重的短缺状态，毛泽东时代盛行的各种票证制度就是这种短缺的最好注脚；由于先后与美国、印度和苏联的军事对峙，国防开支一直占到国民收入的相当比重……这一切都使得中国普通百姓的收入在1952～1980年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增长。据《中国农业年鉴》（1980年）和《中国统计年鉴》（1981年）统计，1952年国家部门的年度平均工资实际为446元，1980年为529元，28年总增长率为186％；农村集体人均收入在集体化后的1953年为388元，在毛泽东逝世前的1975年为544元，22年的总增长率为402％。转引自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517页。
变化发生在1978年以后。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开放。这首先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然后转向城市的诸多经济领域。在此后的20余年内，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自1978起，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都在8％左右，1992～1994的三年间则达到11％～13％之间，即使在全球经济尤其是东南亚经济普遍低迷的20世纪的最后几年，仍然达到7％左右，即使在强调“宏观调控”的最近几年也保持在8％左右。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十二大上提出的在1980～2000年的20年间，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也提前5年实现。现在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六大经济强国，而按麦迪森运用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的测算，中国更是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它的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129％。参见《中国GDP统计存在水分吗》，《扬子晚报》2002年5月4日A12版。
如果说中国经济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迅猛发展，为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奠定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的话，那么中产阶层的出现和成长还与1978年后出现的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最为直接和密切的联系。在这里，我们所说的中国社会的转型包括三个最主要的方面：其一，沿着1949～1978年间的工业化道路，继续实现从以农业为主导的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社会的转变；其二，尤为重要的是，从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其三，从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的转变。我们紧接着就会看到，正是这种社会转型及下述由这种转型带来的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变化，使中国中产阶层的出现和成长成为现实。
第一部分导言—社会转型与中产阶层的兴起（2）
变化之一：政治的清明和宽松，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使得市民生活在相当的程度上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分离出来，哈贝马斯所称的公共领域在一定范围内出现，这是中国中产阶层出现和成长的条件之一。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我们首先看到的一个有意义的变化，是1979年后中共中央宣布为地富子女摘帽，并结束先前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代之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变化，伴以社会生活中的其他改变尤其是职业的分化，使得中国社会的分层得以从“符号性”的阶级标准转向职业标准，而这正是中产阶层得以出现的前提之一。能够想象的是，随着国家不仅对经济生活同样对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社会生活干预的进一步弱化（农村的村民自治已经走出了第一步），市民社会的形成及与其相关的公共领域的扩大，将为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变化之二：经济的持续稳固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规模的扩大，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是中国中产阶层出现和成长的条件之一。中国经济在20多年中所取得的成就，已经成为全世界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