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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工作进入到最后阶段，这一天要决定录取名单。一张大桌上排开了两条长龙，上面一排为我们的考卷，下面则对应摆上了政审材料。政审情况看来不能令人乐观，我那一本卷宗更是让人触目惊心，老师们站在一旁紧皱着眉头，谁都不敢上前拍板。这时系主任孙浩然走了进来，他也是系招生办的主要负责人。孙主任走到桌前朝那两条长龙浏览一遍，然后伸手往中间一劈，说道：今天我们只看上面不看下面。一下将我劈进了大学之门。这是我的绘画老师最近告诉我的，他目睹了当年这惊险的一幕。可惜孙主任已经去世，否则我一定要当面去问他哪来的这个胆量。其实我不问也已经知道，他背后有人撑腰。史料表明，那年一月中央在北京开了个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报告，这以后中央颁布了一系列宽容政策，那年的高考也淡化了阶级路线。是刘少奇轻拂橄榄枝将党的一滴雨露洒到了我身上，对于这样一位恩人，我不仅没能结草相报，反而在他落难之时投井下石给了他这张漫画。
我作画一般不打草稿，也不留底稿，墨迹未干就贴到了红楼墙上，我常常这样奢侈地对待自己的精神产出。这张复制品让我回忆起了当年的岁月。我打算将我的创作意图对我这位学弟作一次全面：的阐述，趁这个机会表一表功劳，没有功劳嘛也有苦劳。我刚要开口，他却转身走了。这个人平时沉默少言，表情也很含蓄，叫人摸不准他的思路。不过他对我的态度很和蔼，甚至还带有一分敬意，可是他的来访总令我感到不安，因为我分明看到那四个口袋上分别写着共产党员四个字，尽管它们都被打上了引号。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并非多余，那同学是来履行一道程序的，在我供认不讳之后，这幅画就被制成了影印件。凡有东西被制成影印件就被赋予一种特殊的含义，我的行为也因此有了作案的嫌疑。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在友谊电影院开了一个重要大会，主席台上就座的是上海市四位最高领导马天水、王洪文、徐景贤和王秀珍。我的作品就在这个会上被高规格地展示出来，徐景贤拿着影印件向台下介绍起了画面内容。我的作品由徐景贤来介绍应该不是偶然，因为他同我们．的漫画有点缘分。那事情还要从六六年说起，大约在十月底，一天我路过红楼走廊，被一个同学叫住了，他从围看漫画的人群里指着一个瘦瘦的中年人告诉我，那是市委写作班的徐景贤，我于是也认出了他，确切地说我先认出了他头上的那顶解放帽。
那还是两天前，我们在文化广场成立文艺界造反司令部，徐景贤被上面派来出席会议。由于这是上海造反派的首次集会，群众的情绪十分高涨，大会也开得轰轰烈烈，最后让徐景贤代表市委表个态。没想徐景贤站上了主席台却支支吾吾说，这一类全市性的组织上面不给搞，他不能擅作主张给予承认。徐景贤一盆冷水泼下，反而让群众火冒三丈。有人一把抓过话筒高喊打倒奴隶主义口号要徐景贤朗读最高指示，不料徐景贤一摸口袋忘了带毛主席语录。这性质就严重了，顿时全场乱成一片，愤怒的小将纷纷朝台上冲来，有的已经爬上了台唇。我那时站在侧幕后面注视着现场有点着急，我想徐景贤再不是东西也得对他讲政策，看他这一副身架也经不起群众的三拳两脚。眼看事态就要失控，就一步上前按住了一个小伙子的肩膀。他是扬剧团的演员，我去该团实习时就认识了他，他来自苏北一个农村苦大仇深，那双眼饱含着泪水已气得说不出话来。但他还是被我劝住了。可后面仍不断有人涌上，有几个已越过了警戒线把徐景贤围在中间，其中一个一把抓下他那顶帽子并将它扔到了地上。
眼看徐景贤就要吃亏，我们在台上的几个学生只得奋力插入将他与群众隔开，并把他保护进了后台的一个化妆间。司令部的几个头头关起了门继续同他谈判，但徐景贤仍是不肯松口。他靠着一面镜子站着，垂头耷脑，那顶帽子已经被他拣起来又重新戴到了头上，也许是紧张，那帽子没戴正，看上去总觉得碍眼。不知怎的他这个形象就从此刻进了我脑子里。这以后徐景贤频频向公众露面，可我老觉得他那顶帽子戴得不够妥帖，表情也有点滑稽。这或许不能怪徐景贤，是我的眼睛出了毛病。
这时只见徐景贤脖子歪歪在人墙里钻进钻出看得很投入，完全没注意到背后有人正对着他虎视眈眈，我那位同学要拖我上前去与他理论，也许还想把他教训一顿，可我正忙着，再说也没把他放在眼里，就抬抬手放了他一马。没过几天徐景贤突兀而，出在市委后院放了一把火，并很快成为张春桥姚文元以下的上海滩第三号人物。在他云起造反的那些日子里，我班上一个姓陆的同学一直在他的身旁，出于对小将的尊敬，他称呼我那同学为老陆。一次他说：老陆，你们戏剧学院的漫画有意思，我看了很受启发。那么在这个大会上，他手持我这幅漫画左右比划一定有了新的启发，果然他对着全场一千多名工宣队负责人说：这张漫画的炮制者出身于反动家庭，对我们的党有着杀父之仇。徐景贤的嘴巴就像个榔头，一下就敲断了我的脊梁骨，我再也爬不起来了。
我当然没有资格出席这么重要的会议，但是我很快就听到了传达，不过我是在一种极不舒适的状态下听到的，那时候我的双臂被两名同学反拽向上，全身呈现出喷气式战斗机的形状，而且脑袋朝下，正仿佛要俯冲大地。六月二日我被押上了全院大会的批斗台，工宣队营长传达完徐景贤的批示后，就有几个同学相继上台宣读批判文章，由于这种批判会三日两头开，一套程序已是驾轻就熟，会议进行得有条不紊，批判的火力也一个比一个猛。这一天校园里几乎成为“蒋寄梦日”，我成了各传媒的焦点人物，大字报的通栏标题称我为蒋介石的孝子贤孙；广播台那公众熟悉的脆型男声滚动播出通讯：蒋寄梦不要做梦！我的种种行为与蒋介石梦想反攻大陆似乎也有了某种联系。这并非拿我的姓名做文字游戏，革命群众还不至于这样无聊。这实在是我母亲的一个疏忽。父亲死后，母亲为减少政治压力，将我们姐弟三人都改了她的姓。母亲出生于奉化溪口，蒋姓为当地大族，论辈分应是蒋介石的侄孙女，但早巳出了五服，也没有任何政治经济上的联系，原想不会有事，哪知道文化革命也讲名人效应，就硬把我扯上了这门恶亲。
曾经是我们的战地红楼，这时候成了我们的囚室，我被关在顶楼东边的一个房间。也许是批判从严吧，有关部门并没有当真将我作为潜伏破坏一类人明正典刑。又因为我已经成为一只死老虎，就不太有人来理会我了。我成天坐在窗前闲看华东医院的屋顶和屋顶上空载载浮云，倦慵慵如唐诗中的一名怨妇。革命群众并没有闲着，他们都被调去红楼西部作战，因为那里关着一只活老虎。那是我的一个漫画战友。我代号红画刀，他即为红画枪。红画枪也是我院的革委会主任，地位比我高，名气比我大，我是胁从，他是首恶，我或能不问，他却是要必办的。我与他虽然同在一个楼面，但是中间隔着个排练厅，加上戒备森严，楚囚相对却彼此打不上照面。然而他还是设法传了一张纸条过来，写道：苦战四年得此下场甘心否？笔答。我看着那一行字心情十分复杂。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