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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中国愿意与日本妥协部分地反映了国际格局。中国曾指望的对日本的排斥并未实现。美国正按照白银购买法执行一项自我中心的政策,开始以高出世界市场的价格搜购白银。直接结果是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导致白银严重短缺和货币危机。银行关闭,商店停业。憎恨美国的情绪上升,伴之以中国也许必须同日本共处的信念。英国准备帮助中国恢复财政秩序,但没有日本的认可,就不可能承担大规模的计划。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有些中国人认为中日和解的时刻已经到来。(《剑桥中华民国史》,第586页)
史学家的这一观点,在《时代》关于汪精卫的报道中得到印证:
目前,日本对蒋委员长和汪院长所施加的压力,首先是东京在试探,看看罗斯福总统的白银政策是否能使中国财政崩溃,或者能维持多久。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这位长着猫头鹰眼睛的孔子后裔,能够做到的只是再贷款一亿美元。见中国已陷入困境,日本遂提出减轻债务的建议,但前提条件是中国应该同意成为日本事实上的受保护国。
……
在上海的中国高层人士透露了日本提出的缓和条件:
1.中国完全停止煽动抗日,而发动促进中日谅解的民众运动。
2.日本提供贷款帮助中国应对财政困难。
3.聘请日本人担任金融、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顾问,取代其他国家的顾问,特别是多年来一直帮助训练中国军队的德国军事顾问。
此类条件蒋委员长正在考虑之中,而汪院长采取的措施几乎是让中国政府的鲸须完全弯曲了。(《时代》,1935年3月18日)
站在外交前台的汪精卫的“鲸须”彻底地弯曲了。
弯曲了的“鲸须汪”成了众矢之的。1935年7月,国民政府监察院对汪精卫主政的行政院提出弹劾。汪精卫于8月8日提出辞职,但被蒋介石挽留。继续主政的汪精卫,却再也无法避免万民声讨的命运。他被刺杀的一天终于到了。
时间:1935年11月1日;地点:南京总统府大礼堂。
不过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汪精卫和蒋介石被认为是卖国主谋,激进的爱国者们把两人列为暗杀的对象。1935年11月1日至6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后中央委员合影照相时,大礼堂里的秩序比较混乱,于是多疑的蒋介石临时决定不参加合影,返回会议厅休息室。汪精卫见蒋介石迟迟不到,去休息室催促,蒋说:“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场。”汪精卫说:“各中委已伫立良久,专候蒋先生,如我再不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摄影刚完,爱国军人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正在转身的汪精卫连发三枪,一弹射进左眼外角下颧骨,一弹从后贯通左臂,一弹从后背射进第六、七胸脊柱骨旁。(《真实的汪精卫》)
行刺的孙凤鸣的公开身份是晨光通讯社记者,他在受伤后第二天去世。汪精卫却没有被刺死,只是受伤,除背部那颗子弹留在体内外,另外两颗取了出来。
遇刺受伤后,汪精卫辞去了行政院长和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由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长,张群接任外交部长。汪精卫离开了南京,又一次前往欧洲,在远离漩涡中心的地方疗养。曾听人这样说过:“汪精卫还不如在这次遇刺中死去,他就不会走到成为大汉奸的那一步。那么,对他的评说也就大大不同了。”然而,历史无法如此假设。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汪精卫又回到了国内,出任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虽重返政坛,他已不可能与蒋介石分庭抗礼,而他的对日态度与蒋的差异也越来越大了。冯玉祥这样回忆他最后一次见到汪精卫的情景:
1938年,有一天,蒋对我说,希望我到湘、黔、川各省去检阅军队。
就是临出发那天,在武昌开最高国防会议。以后蒋介石、汪精卫、白崇禧和我四个人谈话。汪精卫问白崇禧:“说抗战就可以了,还要说抗战到底,这怎么讲?”白崇禧说:“把敌人打败了,赶出中国去,就是抗战到底。”汪精卫又扭过脸来看我说:“焕章先生,什么叫抗战到底?”我回答说:“把所有的失地都收回来,不但东北四省,就是台湾和琉球各岛,都要交给我们,并且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的投降,这就是抗战到底。”我问汪精卫是不是你不喜欢这样子?汪精卫气得脸上的筋都暴出来,扭过脸对蒋介石说:“做梦做梦,他们两位是做梦不是?”白崇禧站起来把脚一顿,走了几步又坐在那里去了。我也站起来说:“做梦?是做梦?你知道有人做梦是当主人,有的人做梦是当奴才。”这一次的谈话,就是这样不欢而散,也就是与汪最后的一面。(《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9495页)
同一年,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携妻从重庆潜往越南河内,随后发表轰动世界的“艳电”,继续着1935年的对日主和政策;再过一年多,1940年3月30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汪精卫出任“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长”,他成了中国最大的汉奸,走到了被民众唾骂的幽暗处。
孙凤鸣1935年的行刺虽未使汪精卫当即丧命,但那颗留在体内的子弹,最终还是导致了汪的死亡。1944年11月10日,在日本就医的汪精卫死于名古屋。这一天,距他南京遇刺整整九年;离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不到一年。
“鲸须汪”六十一年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了。
3 东亚前线炮声响起
遇刺后辞职的汪清卫,1936年2月离开上海前往欧洲。他的离去为蒋介石走到前台处理一切政治事务提供了机会。
汪精卫离去也正当其时。在他遇刺一个月后,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学生大游行,抗议正在酝酿的“华北自治”,从而引发了全国性的抗日运动高潮。“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众要求抗日的情绪,终于第一次公开地以游行示威的方式表达出来,即“一二九运动”。这一运动,史称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起和进行的,为促使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形成国共抗日统一战线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如果把目光转向国际视野,就不难看到,此时改变中国政治格局和历史走向的直接因素,更为重要的则是苏联与日本的关系发生了突变。也就是说,如同过去十多年的情形一样,苏联总是借助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指导和遥控,影响着中国局势的变化。1936年同样如此。而这一点,过去的史书中论述得颇不充分,甚至没有提及。
就在汪精卫即将离开上海时,1936年1月24日,蒋介石又一次成为《时代》封面上的人物,不过,这一次他是一组人物中的一个,报道的背景是新年伊始在远东中、蒙边界上爆发的苏、日间的军事冲突,而参与军队还有支持苏联的蒙古、支持日本的“满洲国”。于是,这一期的《时代》封面,用了这样一个简洁的概括:“东亚:苏维埃与帝国”,同时出现的人物分别是:苏联的斯大林、日本的裕仁天皇、“满洲国”的溥仪、中国的蒋介石。
《时代》一开始描述了在远东爆发的苏、日冲突:
落后的、表情死板的蒙古人上个星期突然全副武装,装备上了最新乡;战斗机。在东亚腹地的漫长战线上,他们被认为可将苏联势力与日本帝国的军队隔开,战斗中有上千蒙古步兵和日本装甲车参加……
苏联一直不愿意还击。日本对此也早有观察。然而,最终具有历史性的是,上周,苏联的坦克突然投入反击。这一未曾宣布的战争,是在世界正处在东西方每天都可能发生冲突的矛盾紧张之时爆发的。本周,蒙古人,他们的资助者,他们的仇敌日本人,都在这一突然爆发的重大事件中出现。卷入的有四个国家:日本、苏联、中国、满洲国。还可说有第五个:德国。
在莫斯科,苏联官方目前的愤怒分别针对日本和德国。苏联害怕她会渐渐遭到德国和日本的两面夹击。日德签订的军事同盟秘密协定墨水未干,它受到莫斯科满脸严肃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和著名的红军之鹰、国防人民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