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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关键在于志愿人员愿意投入大量的个人精力。“希伯来慈善联合会”的纳撒尼尔·罗西瑙认为，好的慈善活动不能只靠“蛮干和慈善机构官员机械式的运动”；慈善杂志《施以援手》定期提醒读者，他们不能“只履行施舍钱财一项义务……那种单方面的慈善好比缺了一边的钳子”。而诸如“波士顿慈善联合会”等热爱人类的团体则认为，他们的作用不能只是筹集更多的救济金，而是发挥一个“指导作用，指导穷人与善人相互沟通”，从而帮助市民超越“税单或施舍”的角色。《慈善评估》在对污言秽语予以密切关注的同时，还强调理解慈善真义的重要性，“慈善的本义是‘爱’，而不是已经庸俗化的了‘施舍’之义”。
但这种人与人的接触与沟通并非是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进行。“分类”将帮助志愿者，尤其是中产阶级教会成员，参与慈善活动。慈善组织要求志愿者在他们第一次接触申请者的时候，要进行仔细的“分类”。慈善组织对待每一个申请者并非人人平等，加之因为他们是私人机构，他们也不必如此。慈善组织协会一再强调，要把“救济”施予那些并非因个人过失但短期内却无力改善困境的穷人们：譬如，孤儿、老人、无法治愈的病人、单亲孩子（单亲一人无力抚养）以及因“临时患病或遭遇不幸”的成年人，这些人都属“值得救济”之列。慈善心肠的志愿者以帮助者的身份救助这些绝望的人群。
另外，还有其他的分类。类别不同，救助方式也不尽相同。“既有劳动能力又有劳动意愿”却没有工作的成年人，或者“不但身体允许而且愿意增加工作量”的临时工，这两者都可交由慈善机构就业署负责安排工作。这类人被归为“需要工作甚于需要救济”类。至于“那些挥霍无度、放浪形骸但还有救的人”，慈善机构也帮助他们找工作，但是对于“那些既懒惰又放纵”且又不愿劳动的人，慈善机构将之归为“不值救济”类。这类人“喜欢依靠救济度日”，而且“放纵不羁”、“怙恶不悛”。愿意救助这些人的志愿者必须是身形剽悍、历经坎坷之人，最好过去是酒徒或蹲过大牢。
那么，慈善机构如何给申请者归类呢？背景调查是个办法，但“劳动测试”也是一项自我归类的关键工具。到1890年时，格廷的“劳动测试”法在美国广为采纳。当一个有劳动能力的男人不论在哪个城市申请救济时，慈善组织都会要求他劈两个小时的木柴或者粉刷房屋。对于一个贫穷的妇女，一般则要求她到“缝纫间”（一般旁边都有一个“儿童护理间”）劳动。慈善组织要求她们剪裁衣服，这些衣服都将被捐给绝望的穷人，或通过红十字会送给龙卷风受害家庭。1890年，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旁边一般都有一个堆木场。堆木场的普及程度犹如1990年的酒店。而且，“劳动测试”的效果也值得称赞。慈善组织管理者能有效地通过堆木场的“劳动测试”发现哪些申请者愿意劳动，哪些人能自食其力。
“劳动测试”，伴之以培养好习惯及防止骗领救济现象的措施，还促使慈善组织传授这样的观念，即被救助者也可以救助他人，因为这种“劳动测试”能常常惠及寡妇等孤立无助的人。例如，有报道说，1891年，在“芝加哥救济和援助协会”的堆木场劈木柴的男人多达872人，他们为此总共获得多达6337张食宿票。其中的2396张食宿票被送给了残疾人和其他失去工作能力的人。在巴尔的摩，“友好客栈”明确规定：只向失去工作能力的人提供免费住宿；有工作能力者，“锯断并劈完四根木料，可以免费吃一顿饭；锯断并劈完十根木料，可以免费住上一宿”（这家“客栈”1890年共提供这种劳动饭24901顿，无偿饭菜6084顿）。雅各布·利斯反复提及“分类”法，他认为这种方法非常关键：与“穷苦人家的真正苦难”作斗争的关键手段之一就是严格“执行保罗的方案——不劳动者不得食。以饥饿逼迫懒虫走上自力更生之路”。
许多慈善组织都保留着它们细心分类的档案。在“波士顿慈善联合会”，895名志愿者造访了2094个申请救济的家庭（一般要求每个志愿者访问两个家庭）。家访者发现，所有申请救济的家庭中，18％的家庭，因有人年事已高、顽症缠身，或孤儿寡母等等，“需要继续救济”；23％的家庭，由于遭遇不幸、患病或一时陷入困境，需要“提供暂时救济”；33％的家庭有劳动能力（一些人没有工作是迫不得已，也有一些人没有工作是因为“懒惰或放荡不羁”——但有望改变），被他们举荐到就业部门，那里有许多就业机会；剩下26％的家庭纯粹“不值”救济，因为他们或拥有财产，或有亲戚可以投奔，或因为“劳动测试”和调查发现他们“无意改变”。
同情的七大标识教导志愿者
在慈善联合会的帮助与鞭策下，这一年共有817名申请者找到并接受了工作，278人拒绝接受找到的工作（“98人有很好的拒绝理由，其余的人则没有什么理由”）。此外，慈善联合会还向81人提供了贷款（75％的人最后还了贷款）；向62人提供了法律援助；向304人提供了医疗帮助；成功地劝说了53名亲戚提供相关救助。志愿者还帮助185户人家进行储蓄，敦促144名贪杯的家长努力戒酒（这一年，有27人没有醉过酒，118人醉酒的“频率降低”）。另外，近600名儿童在志愿者的直接帮助下被收养或找到了监护人，经常逃学的孩子开始按时上课。其中一些则被送往日托或工艺劳作学校。
“新奥林斯慈善组织协会”强调：“每份申请都要亲自调查。这不仅是为了杜绝冒领现象，同时还可从中了解不同申请者的具体要求，以及如何满足这些要求。”该协会拥有一个缝纫间——面向妇女和一个堆木场——面向男人。“一家之主通过劳动可以养家糊口，而无家可归者通过劳动可以获得免费食宿。”在劳动的过程中，协会的工作者会审查申请者的劳动态度，并据此提供救助，以免“这种救助助长了乞讨风”。以具有代表性的某一特定年份的工作业绩为例，“新奥林斯慈善组织协会”在这一年里共进行了1328次调查，从中，协会发现926人可被归类为“值得救济”，271人可被归类为“不值得救济”，126人可被归类为“模棱两可”。在“值得救济”档里，271人失业但愿意工作，252人有工作但还想找点活，205人生病，64人年事已高，48人为弃妇；在“不值得救济”档里，41人为酒鬼和以乞讨为生而又不思进取之人，143人为“懒汉”，72人不需要救济。
分类和自我分类往往伴之以“明辨”。“明辨”是慈善工作者在阅读《圣经》的过程中出于善意的怀疑而自然生成的一种能力。这些19世纪的慈善工作者从其宗教理论中获悉，“人类天性邪恶”。因此，他们对一些穷人“安于现状，甚至想方设法利用这种现状骗取救济”的现象并不感到吃惊。“圣路易斯勤俭联合会”认为，“他们精于骗取救济，每次编造的虚假故事绝大多数都千篇一律。”一份杂志报道说，“有一位妇人，每次都以被丈夫抛弃的理由领取救济。慈善工作者一天在她家卧室里吃惊地‘找到了’她的丈夫。这位妇女谎称此人为房东。”调查结果发现，她丈夫有固定收入。雅各布·利斯认为，虽然一些人是真生病，但背景调查显示，“也有一些人是因为懒惰而‘装病’，而贫困的处境正是这个懒汉家庭的主要创收手段。”
只有慈善工作者——对救济申请人有透彻的了解之后——的“明辨”才能防止救济诈骗发生。巴尔的摩慈善组织管理者玛丽·里士满女士写道，她最艰巨的任务就是教导志愿者，“你们的善心与屈尊俯就已经蒙蔽了自己，使你们对日常邻里生活中一些客观事实视而不见。”为了能使慈善活动更有效果，志愿者必须摆脱“对穷人的传统看法：以君子之腹度他人之心，满心希望他们过上好日子。一些志愿者不愿意狠下工夫去弄清楚他们帮教的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