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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德一直抓住这几个问题不放，直到格瑞雷在第六次辩论中最后被迫承认，仅仅是社会重组本身还是不够的，因为“如果没有精神道德方面的转变，由懒惰或贪婪人组成的流氓和懦夫协会不可能持久”。雷蒙德然后阐明了他的立场：消灭贫穷的办法只有通过“单个人的个体改变”。他认为改变应该“通过可将个人变成基督徒的劳动着手：寻求他们的个体和道德转变。只有在这一工作完成以后，所有必要的社会改革才能受到影响或顺势进行”。
对于这一点，格瑞雷提出了半个世纪后才变得非常著名的“社会福音”理论。他试图表明，基督教的核心是公共生活和物资再分配：“联合会基督教明确显示，这是真正宗教体的灵魂。”格瑞雷强调物质交换的必要，他描述了贫民区的生活状况，称在“连面包都没有，卫生条件差、没有尊严的地方，向他们分发《圣经》和小册子是不起什么作用的”。格瑞雷的陈述使雷蒙德十分震惊，他在1847年1月20日抛出了他的全部观点。首先，他部分认同了确实有采取行动的必要性：穷困的存在与缓解穷困状况的必要性之间并不矛盾，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问题只是该采用什么“处方”，《论坛报》与我们的立场相差很大。但是，雷蒙德并没有首先呼吁物质转换，他强调的是个人和宗教行为：城市基督教会的任何成员每年应该为缓解贫困和痛苦做些实际工作，而不是加入什么公社组织。在我们中间有成百的女性“缝纫协会”，每个协会都在为没有衣服的人提供衣物，向饥饿的人提供食物，而不是加入什么“联合会”。他赞扬了“没有将自己当作专业慈善家的个人”，他们“每天去访问病人帮助穷人”。这些个人“来自各个阶层，贫穷、虔诚但是谦卑”。
慈善共识的第一挑战内心的罪恶
在这一点上，两位讨论者的讨论集中到一些基本问题。雷蒙德认为格瑞雷肤浅，因为他没有触及雷蒙德所看到的根源和引起物质贫困的精神原因。格瑞雷反击称，经济条件就是根源：“联合会提供了一种消除灾难根源的方法，它彻底废除了申请救济资格、漠视及由此导致的罪恶现象。”两位讨论者逐渐转移到使他们两人产生分歧的人类观念上。2月17日，格瑞雷认为所有人类问题都有“利益对抗的根源，而这正是我们现在社会秩序的基础”。对此，雷蒙德坚持认为，个人腐败才是多数社会疾病的根源，而绝非社会压迫。格瑞雷强调了他的信念：“同情、感情、冲动给人指明了他应该走的道路。”而雷蒙德却认为，这些同情和人类本性冲动恰恰是种下罪恶的原因，应该将这些倾向引导至工作和家庭之路，而不是依赖和贫穷，惟有如此才是消除无政府状态和野蛮状态的办法。
最后三次的讨论甚至清楚表明了两个人之间的信仰冲突。格瑞雷认为：人类的欲望本身是好的，罪恶只是从压迫和颠覆中释放出来的。给他们更大的空间，让其自由演变，让其完全发展，就会导致最大范围的快乐……创造一种新的社会形式，这也许有可能……那么你必须有一种完美的社会；最后可能就必须有“天堂”才行……然而，雷蒙德还是坚持强调引发社会问题的长期因素。他认为：对待福音最直接和最不容易犯错的办法就是强调这些因素。没有任何一个《新约》的规定比“自律”更长久和明确；我们可以将同情这种内心冲动服从于我们的理智。谁是正确的呢？哪位讨论者真正理解了同情的本质呢？格瑞雷在其第十一篇文章中表示，支持一种可将物质在全社会范围内公平分配的制度是“每个基督徒的职责，每个人都必须承认，人类家庭本质上是兄弟般的……”作为回应，雷蒙德认为格瑞雷在经济学、宗教种族学方面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他总体上力图从自己的角度创造一位上帝。他认为：格瑞雷的思想表面上是宗教的，甚至声称是真正的基督教，但它却否定了《圣经》最明确的原则，否定了最重要的戒律，而用自己对自然法则的解释来取代它。对于格瑞雷的信念，雷蒙德的结论是：它的整个精神是对《圣经》原则最直接地抵触，它承认正确和错误之间没有绝对的区别……这完全是对基督教的否定；它是从对立的基本原则出发的，其目的是想引导出相反的结果。雷蒙德坚持认为，所有改革者和记者应该与之进行斗争的主要问题是有关人类罪恶行为的发生地：罪恶真的是从社会机构中产生和制造的吗？雷蒙德认为：在找到可以适用的办法之前，应该确定引发罪恶的根源，而联合会的理论从一开始就与基督教相冲突。他认为，这个根源是“人类内心的罪恶感”，而对此的处方必须触及这一根源，或者使其无效。内心必须改变。人类本性的规律必须不再成为其生活的最高准则。他必须学会将其服从于更高的正义准则，在上帝面前释放出他的良知……只有他自己的个人意愿才能平息内心的罪恶。
这样，界线最后终于搞清楚了。格瑞雷认为，“人的内心并不堕落：他的热情并不促使他去犯错，他的行动也不会产生罪恶。”格瑞雷在第十二篇，也是最后一篇文章中强调了他的信念：“主仆、贫富等社会区别是导致罪恶的根源。”终止罪恶的方法就是对财产进行再分配，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得到公平，其中一个办法是让政府对境况好的人家征税，然后将食品和资金分给那些境况不好的人家。
格瑞雷的观点并没有立即使社会产生大的改变，但它却规定了在所有人道德平等的基础上分发物品的案例。此前，社会一般不太愿意让政府进行再分配。公社主义的观念也只能在一些短期存在的激进报纸或小型刊物上才能发现。在19世纪50年代，认为政府福利制度正当的声音出现了，部分原因就是格瑞雷的文章宣传。像《罗尼尔每日快报》等报纸也响应格瑞雷的号召，认为“每个人道政府都应该养活穷人”。亨利·凯里在他的《社会科学原理》一书中写道，由于社会整体必须对穷人负责，因此整个社会应该为此付出。
随着某些观念的改变，其后果开始逐渐显现：一名分析家在19世纪50年代末注意到，“许多分散在不同地方的团体都认为，接受户外救济和贫民救济会的数量空前增长。”救济突升的部分原因是因为1857年的商业恐慌和随后产生的失业现象，但此后更长时期的救济数量增加却没有合适的解释。1858年，纽约金县有33000名居民的名字出现在领取救济名单上，占该地区总人口的13％。阿尔巴尼6万人口中的13％（约8000人）也接受政府救济。在新英格兰南部的几个纺织城镇，失业率很高，富尔河地区五分之一的居民和普罗维登斯市六分之一的居民都登记接受政府援助。
慈善共识的第一挑战聪明和阴险
在大萧条时期，这些数字还要高。但令人不明白的是，经济情况好转时接受救济的人数也居高不下。纽约州州务卿的统计数字显示，户外救济并不仅仅与大萧条相关：1840年有11937人接受暂时救济，1860年则为174403人。其他城市的统计数字也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即便如此，许多观察家却继续认为75％～90％的贫困是由酗酒引起的。例如，一位名叫塞缪尔·奥斯汀·阿里波恩的学者在一本书中讽刺了对穷人的关爱，虽然他认为在导致贫穷的原因中，放纵在美国穷人中占四分之三，但他却没有讨论放纵。1852年，康涅狄格州的一个立法委员会向该州的32个城镇分发了调查表，结果发现只有一份调查表将“就业需求”作为引发贫困的原因；在“放纵”原因下面划钩的人数最多。五年后的统计可能有些差别，但并不大。1857年，纽约州立法委员会从对该州穷人院70％居住者的背景调查中找到了放纵原因。
很难讲19世纪50年代后期的救济需求有多少，也难说清楚申请救济者能有多少人有机会得到救济。但是，《纽黑文报》的编辑逐渐相信，大多数的救助给了并不值得救济的穷人。他建议救济应该由私人进行，而不应该由政府进行，只有这样才能仔细检查那些救济申请者。亨利·雷蒙德的《纽约时报》认为，政府慈善“在提供帮助的人心中种下冷漠，在通过慈善机器获利的人的品格中种下低能”。 “纽约改善穷人状况协会”继续反对“那种不加检查就向所有申请者发放救济的有问题且危险的救济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