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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日程安排，而很多孩子也离开了快车道。
不可避免地，慢速运动与反全球化运动有所重叠。两个运动的支持者都认为，对地球以及在此居住的人而言，涡轮式的资本主义为耗尽资源提供了一张单程票。他们宣称，如果我们的消费、生产和工作节奏更为合理，我们的生活就可以更美好。然而，同温和的反全球化运动者一样，慢速运动的支持者并不寻求摧毁资本主义体制，而是力图使其更人性化。贝特里尼本人曾谈及“道德全球化”。但慢速运动的开展比单纯的经济改革更为广泛深入。通过旨在针对错误的速度福音，它致力于探讨在硅谷芯片时代什么才是人性的核心。当我们对缓慢运动的信条逐一运用的时候，会有所裨益。不过要从中获得完全的好处，则需要我们进一步对一切方法进行重新思考。一个真正慢节奏的世界必然不亚于生活方式的革命。
慢速运动仍处于成型阶段，它没有自己的总部或网站，没有具体的领袖人物，没有实施使命的政党。很多人自己决定放慢节奏，他们从来不曾感觉这是文化潮流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是全球性的改革运动。然而，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缓慢而不是快速，虽然他们在人数上仍只是少数。每一次减速行动都是对慢速运动的一次推动。
同反全球化的众人一样，慢速运动支持者在通过国际会议、互联网和媒体建立联系，积蓄力量，磨炼、提高他们的缓慢哲学。支持慢速运动的群体在世界各地涌现，有的主要侧重于生活的一个方面，例如慢餐运动；有的则为慢速哲学提供更多的例子，其中包括日本的懒散俱乐部、总部设在美国的长远当下基金以及欧洲的减速学会。慢速运动将主要从相互影响相互启发中得到成长。慢餐运动引发了后续团体的诞生。在慢速城市的旗帜下，意大利及其他一些国家的60多个城镇正致力于将当地变为宁静的绿洲。意大利的博拉也是缓慢性爱组织的发源地，它致力于驱逐卧室的匆忙。在美国，贝特里尼的教义激发一位重要的教育家倡导一场“慢速教育”运动。
我撰写本书的目的是将慢速运动推介给更多的读者，并对慢速运动的象征意义、它的发展过程、面临的种种阻力以及它为我们所有的人提供某种启迪的原因进行阐释。不过我的动机并不完全是自私的，我本人对快速就有偏好，因此本书也是个人历程的回顾。在本书的最后，我希望找回当年在罗马等候公交车时的那份内心的平静。我希望自己以后给儿子讲故事时不再边讲边看时钟。
像大部分人一样，我希望自己能在快速与缓慢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从而能使生活变得更美好。
《放慢生活脚步》 第一部分一切都要快些（1）
我们可以断言，一种新的美丽，亦即快速之美，已经使壮观的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1909年未来主义宣言
清晨醒来，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是拉开窗帘吗？还是翻过身去搂搂你的伴侣或一只枕头？或跳下床来做10个俯卧撑以促进血液循环？都不是。你做的第一件事，同时也是每个人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时间。床头柜上的时钟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状况，不仅告知我们在一天余下的时间里自己所处的状态，也告诉我们该做何反应。如果时间尚早，我就闭合双眼，睡个回笼觉；假如时间已经不早，我便跳下床来，径直奔向卫生间。从醒来的那一刻起，时钟就操纵着我们一整天的节奏。当我们在一个接一个的约会和安排以及一个接一个的截止期之间奔忙不休时，一天的时间就这样流逝。每一个时刻都编入了安排计划，我们目力所及之处——床头柜、单位的食堂、电脑屏幕的一角以及我们的手腕等等——时钟无时无刻都在滴答作响，记录着我们每一刻的进展，激励我们不要落后。
在这个快速变化着的现代世界里，时间的列车似乎总是刚到站又处于待发的状态。无论我们如何加快速度，无论我们的日程安排多么巧妙，每天的时间总是不够用。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如此。但今天我们感到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压力。为何如此？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有别于我们的祖先？假如我们要放慢节奏，我们首先必须明白为什么要加快节奏，为什么这个世界变得如此快速，日程安排如此紧张？要做到这些，需要从我们与时间的关系入手予以探讨。
人类一直处于时间的奴役下，能感觉到时间的存在与威力，却从来无法确知如何给时间下定义。公元4世纪，圣•；奥古斯丁曾审慎地说道：“时间是什么？假如没人问我，我知道；假如我必须要给提问的人一个解释，坦白地说，我不知道。”1 600 年后的今天，在将史蒂芬•；霍金晦涩难懂的著作啃过数页后，我们全然明白了他对时间的感觉。然而，虽然时间难以捉摸，每一个社会都逐渐总结出测定和计算时间的方法。人类学家相信，两千多年前，欧洲冰河时代的猎人采用在木棍或骨头上刻洞的方法计算月相变化周期。古代世界每一种伟大的文明——苏美尔、巴比伦、埃及、中国、玛雅及阿芝台克都创立了各自的日历。古腾堡印刷机出品的最早印刷文件就是“1448年日历”。
一旦我们的祖先掌握了计算年、月、日的方法，下一步就是将时间分割为小单位。埃及的日规起源于公元前1500年，为现存的最古老的等分一天的计时装置。早期的“钟”基于滴漏、沙漏、蜡烛或燃香。13世纪随着机械钟在欧洲的诞生，计时技术取得了巨大进展。到16世纪后期，人们不仅可以准确地计算小时，还可以精确到分和秒。
生存是人类测算时间的一种动力。古代文明使用日历计算农作物种植和收获的时间。但从一开始，测算时间就被证明是一把双刃剑。从好的方面说，制定计划有助于提高每一个人的效率——无论是农民，还是软件工程师。然而，一旦我们将时间包裹起来，日程表开始转动，时间占据上风，我们就沦为时间的奴隶。时间安排限定了我们的期限，就其本性而言，给我们一个匆忙的理由。这正如意大利谚语所言：人测算时间，时间测算人。
时钟使人们得以安排每一天的时间，从而提高效率，对时间进行更为严格的管理。然而，早期的时钟并不像今天那么可靠。日晷仪在夜里或多云天气状况下并不运转，而且由于地球的倾斜，其长度每天都各不相同。要计算一个具体的时刻，理想的办法就是沙漏和水钟，但却根本无法测算白天的时间。为什么历史上有如此多的决斗、战斗及其他事件发生在黎明呢？并非由于我们的祖先对早起情有独钟，而是因为拂晓时分是唯一每个人都能分辨的时刻。在缺少准确的计时器的日子里，人们的生活听命于社会学家所说的所谓自然时间，做事全凭感觉，而不是让手表告诉他何时该做何事。饿了吃，困了睡。然而，从很早开始，报时就同告诉人们该干什么结合在一起。
早在6世纪，本笃会的僧侣就过着一种有规律的生活，一种令现代经理人引以为豪的生活。在日夜间固定的时间间隔里，僧侣们敲着原始的钟，相互催促着，做晨祈祷、学习、耕作、休息、做晚祈祷，日复一日。当机械钟开始悬挂在欧洲城镇广场上时，计算时间与支配时间之间的界限变得更为混乱。科隆提供了一份富有启发性的个案研究，历史记载表明，1370年前后，这座德国城市悬挂起一座公共时钟。1374年，科隆通过法律，竖立一尊雕塑，将劳动者工作日的开始和结束确定下来，并将他们的午饭时间限定在“一小时之内”。1391年，科隆对外国游人强制实施晚9点（冬天为晚8点）宵禁，1398年宵禁时间推后至晚11点。仅在一代人的时间内，科隆人经历了从无法确切知道时间到上下班及午餐时间都要听命于时钟的过程。用时钟测量时间占据了自然时间的上风。
继本笃会的僧侣闯出一条新路后，具有现代意识的欧洲人开始利用每天的日程安排来提高生活和工作效率。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建筑师、音乐家、画家、雕塑家，阿尔贝蒂俨然一个大忙人。为了安排好大部分的时间，他每天制定一个时间表。“我早上醒来，首先就要问自己这一天将要安排哪些事情。把事情一一写下来，加以考虑，好好安排时间：这件事早上做；那件事下午做，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