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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只能接受这后一种变相离婚办法，以换取我的自由地位。当然，这里也还有一个我对罗彩云的同情心问题。我总觉得，她自幼未进学校，处于文盲地位，不能完全由她
本人负责，归根结底，我不该凭一时冲动，甘心屈服于包办婚姻，铸成了大错。另外，我脑子里还有封建意识，认为罗彩云为叶家生儿育女，也是一种美德，我有保护的责任。总而言之，是我自己对半封建半开放的社会采取了妥协态度，造成了一个阴阳怪气的局面。
1937年日寇大举侵略中国。8月13日进攻上海，我急忙从南京赶到上海，把罗彩云和刚断奶的女儿送上沪杭列车，平安回到浙江老家。抗战八年，我在大后方，罗彩云带了儿女在老家跟我父母一起生活。1945年日寇投降，次年我曾回浙江探望过她们，当时儿子申已进中学，女儿明明才上小学。
婚姻辩证法父母之命第二课（4）
1946年我和戴爱莲去美国访问之前，把明明接出来寄养在嘉兴张乐平家。第二年我从美国回来，受聘到北平艺专任教，明明就在戴爱莲的照顾之下，进小学，升中学，最后进了戴爱莲的舞蹈学校，继承后母的事业。儿子申于1949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成了美术事业的后继者。1953年申从美院毕业，分配到江苏艺术学院当教师。他结婚后，把母亲接到无锡一同生活。在此之前，由于儿子的劝导，罗彩云在浙江老家和我办了离婚手续。以后她一直和儿子、媳妇生活在一起。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打成牛鬼蛇神，住了三年牛棚七年监狱，无力支付罗彩云的赡养费，全靠儿子、女儿供养她。有一个时期，明明曾接她母亲到北京住了一阵。后来也许因为罗彩云是反革命分子叶浅予的老婆，被赶回南京，仍然依靠儿子生活。
1975年我从秦城监狱释放出来，女儿告诉我她母亲已于1970年某晚吞服了过量安眠药离开了人间，最后一句遗言是向儿子说：“你们叶家害得我好苦！”听了这个消息，我神经为之一震，立刻感到自己对此负有严重责任。这是她对生活完全绝望的控诉，我怎么能无动于衷呢！回首当年由于我的轻举妄动，应了一句名言叫做“始乱终弃”，我后来又被梁白波，戴爱莲所弃，可以说也应了一句名言叫做“因果报应”。
我真信什么“始乱终弃”和“因果报应”吗？不！自从和罗彩云办了离婚手续，我以为再也不欠她什么了。认真回忆1935年那时，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两极——我要向上，她却拉我后腿；我在创造精神财富，她却在136块麻将牌上浪费时间；我要求灵魂解放，她却拼命往我身上捆绳索。我挣扎得好苦啊！所谓“你们叶家害得我好苦”，站在罗彩云的角度看是合乎情理的，然而，从叶浅予的角度看，不也是挣扎得好苦吗？！
现在是1989年，我正在写婚姻生活的回忆录，首先想到的是罗彩云。是她，使我切身体验了男女之间爱的基础是什么；是她，使我明白包办婚姻本身就是罪恶，结婚双方本人不能负责。我之所谓同情或恻隐之心，是封建人道主义的迷药，我曾被迷药迷住了心窍；我的一些忏悔语言，实际是虚伪的。封建道德不知伤害过多少人，罗彩云被伤害了，我也被伤害了。个性解放是人的固有权利，谁也无权阻止。我完全肯定我和梁白波的结合是合乎情理的。至于罗彩云之处于文盲地位，她自己不能负责，她并没有错，错就错在我对这次婚姻的盲目性。后来一旦清醒，一旦觉悟，应该坚决纠正，不应该拖泥带水，阴阳怪气地拖累对方。我有内疚，也是实情，等到变成白发老翁，才来暴露内疚，未免太虚伪了。在罗彩云问题上，我不怕人骂我害人，也不怕人骂我虚伪，我是徘徊在封建与开放夹缝中的一个怪胎。1954年我儿子劝他母亲和我办离婚手续，是下一代人挽救上一代人的合理行动，我很感激他这一大胆的行动，使我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婚姻辩证法一见钟情第三课（1）
1935年，父母包办的结婚生活已经过了五年，罗彩云为我生了一子一女，儿子丢给了祖母，女儿还在襁褓之中。这位罗夫人是个文盲，并因束胸，自称乳房分泌不出喂孩子的母乳，所以两个孩子都是奶妈喂养的。当时我也曾想过，到底是天生没奶，还是学了上海一般少奶奶的作风，摆派头，不愿喂奶，把时间都消磨在麻将桌上。
无巧不成书，正在为雇奶妈烦心的时候，《时代漫画》编者鲁少飞座位旁，来了一位女
画家，正给编者看她所画的一幅漫画：《母亲花枝招展，孩子嗷嗷待哺》。我抢过来一看，又用眼神在女画家身上从上到下溜了一圈，思想上似有所动。动什么？当时摸不透，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所有向《时代漫画》投稿的人都是男的，没见过一个女的，而这幅讽刺上海少奶奶的画，似乎也在讽刺我那位罗夫人，正合我的心意，它偏偏出自一位女画家之手。只这一幅画，就显示出这位女画家的才华和机灵。她名叫梁白波，作品只签一个英文笔名——BON，不知是何来源。
鬼使神差，我篡夺了《时代漫画》编者的权，和这位女画家打交道了。她住在离我家不远的一家女子公寓，以前在新华艺专和西湖艺专上过学，学的是油画，上一年曾在菲律宾一所华侨中学教过画，最近才从那儿回国，正处在失业当中，有人介绍她向画报投稿，试着靠拿稿费过日子。她问我她那幅讽刺现代妇女的画怎么样，我说编者已决定发下期封面了，至少可以拿稿费五元。我问她现下要用钱吗？她说身上还有点，不需要。经过这次接触，发现她似乎对我有好感，问我能不能陪她出去吃晚饭，我当然愿意。不知为什么，她似乎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在把我吸过去。从此以后，我每天从出版社下班，就往女子公寓走，已经忘了自己还有个家，老婆孩子还在家等我吃晚饭呢。经过几次晚间的幽会，我和白波两个漫画细胞愈贴愈紧，彼此心里都以为是天作之合，无可抗拒。当然，她知道我是有老婆孩子的，但只要我能抛开那个家，她是无所谓的。这就是30年代的浪漫主义。
1935年春，我和白波受津浦铁路局邀请，参加他们的卫生宣传列车，从浦口去天津。每到一大站，停下来开群众大会，我们画的大幅宣传画在大会上悬挂，路局的技术人员则为站上的卧车车厢做封闭消毒。第一站浦口，第二站蚌埠，第三站徐州，第四站泰安，第五站济南，第六站沧州，第七站天津。上述例行活动做完，即游览名胜古迹。在蚌埠看了安徽的地方戏；在泰安登上了泰山；在济南游览了趵突泉；在沧州看了半身埋在土里的大铁狮。这一路见识不少，增加了生活的乐趣。到了天津，任务完成，全体工作人员乘坐一辆卧车，挂上去北平的列车，畅游北平，算是慰劳宣传大军。在北平三天，路局的人回去了，我和白波却在金鱼胡同一家公寓住了下来，并畅游古老而神秘的故都。我以上海漫画家身份结识了北平许多画家、记者、摄影家；白波以我的女友身份和许多新相识相周旋，闯进了另一个社会。我们白天游故宫、天坛、天桥、颐和园，晚上看京剧名角演出，有时杨小楼和郝寿臣同台；有时荀慧生和言菊朋同台；有时杨ι统萄馇锿ǎ挥惺蓖跤皱泛屯跹渫āＮ掖有∠不犊聪罚嗄晔泵陨狭司┫罚约阂材芎吡骄洌谏虾Ｖ荒芘既豢吹奖本┟堑南贰５搅吮逼剑负趺刻焱砩峡梢钥吹讲煌堑难莩觥Ｄ鞘薄案涣伞笨瓢喟滋煸谇懊糯蠼止愫吐ド舷罚⒆直哺粘隹疲直哺战影啵莩鍪志省Ａ醇父隼鲜降木绯。乙苍龀ち思丁０撞ㄆ绞辈换傩矗芰宋业挠跋欤材闷鹚傩幢净鹣防础Ｎ沂悄羌改晔芰四鞲缏溢娣鹇奁に沟挠跋欤趴蓟傩吹模獯魏桶撞ǔ┯伪逼剑看纬鲇嗡坪醮蜃懔似鍪址煽欤思赴僬潘傩矗罄丛谏虾１嘤×艘槐尽堵眯新贰？/p》
北平之游，开阔了眼界，增进了我和白波的思想交流，在艺术创作和欣赏方面增进了切磋机会，彼此感情到了难解难分的程度。回到上海，却不得不忍痛分手，因为我是一个有妇之夫。
不久以后，上海《时报》传出“王先生失踪”的消息，那是一个作家朋友从罗彩云那儿访到的“第一手”消息，说“《王先生》作者因感情突变，逃�